暴雨过后,山间的雾气迟迟未散,像一层灰白的纱幔裹着村落。陈拙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脚边摆着一双湿透的胶鞋,裤腿卷到膝盖,露出被泥水泡得发白的皮肤。他刚从东沟的泄洪渠回来,那里的土坝经不住连日冲刷,裂开了一道口子。他带着十几个青年用沙袋堵了一夜,直到天光微亮才勉强稳住。此刻浑身酸痛,眼皮沉重,可他不敢睡??今天是“跨村共治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的日子,十三个村的代表午时就要到齐。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章程草稿,纸页已被雨水打湿,字迹有些晕染,但那四条铁律仍清晰可见。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干部可随时被罢免”那一行,心想:这八个字,比千言万语都重。从前谁敢想?一个大队队长,说换就换,不靠上级点头,只凭村民举手?可现在,石桥村上个月就真把那个克扣救济粮的支书给轰下了台,连批文都没等,直接在晒谷场上开了大会,一人一票,当场宣布结果。
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不是请命,而是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何玉兰端来一碗姜汤,放在他身旁的小木墩上。“喝一口,别寒气入骨。”她语气平静,却掩不住眼底的担忧。这些日子,她没再劝他退一步、让一让,因为她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开始抬头看天的人。
“来了。”她忽然轻声说。
陈拙抬头望去,村口的小路上,已有三五成群的身影陆续出现。有人背着干粮袋,有人扛着雨布,还有人推着独轮车,车上坐着老人或孩子。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是来当主人的。
赵德海最先走到,肩上还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人都在往这边赶,李家洼的走得最远,翻了两座山梁。”他咧嘴一笑,“说‘这么大的事,不能落下我们’。”
林秀英随后也到了,手里抱着一摞新印的《联合治理章程》传单,边走边分发给路过的人。“我已经让妇女队准备了茶水和锅巴,就在打谷场边上支了棚子。”她说得利落,眼里有光。这个曾因多报了半担麦子就被丈夫打得满脸是血的女人,如今站在人群中央讲话时,声音比铜钟还响。
周老师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旧自行车赶来,后座绑着一块小黑板。“我带了笔墨,会上若有争议条款,可以现场写出来讨论。”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补了一句:“我还准备了一份‘公民权利简明读本’,打算发给各村带回去了教。”
陈拙一一听着,默默记下。这些人,早已不再是被动听令的社员,而是制度的守护者、修正者、传播者。他们用识字班学来的知识核对账目,用夜校讲过的逻辑反驳歪理,甚至能引《宪法》第十一条来对抗“上级特批”。这不是运动,是觉醒,是一点一点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常识。
午时刚过,打谷场上已聚了近百人。十三个村,每村至少派来两名代表,有老会计、民兵队长、妇女组长,也有刚毕业的高中生。他们围坐成一圈,中间摆着一张由门板搭起的临时桌子,上面放着油印的章程、铅笔、算盘和一面小小的红旗??那是去年冬修水利时,村民们自发绣的,旗角写着“公心为本”。
陈拙站起身,没有敲锣,也没有喊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众人。等喧哗渐息,他才开口:“今天,我们不是来开会的,是来立约的。”
他的声音不高,却压住了整个场地。
“过去,我们听命于人,吃了多少亏?工分不对,不敢问;粮食少了,不敢查;干部犯错,不敢提。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公示栏,有了监督权,有了罢免机制。但我们还得更进一步??不能再靠某一个人撑着,得靠一套谁都不能破的规矩活着。”
他翻开章程,逐条宣读。每念完一条,便停下来问:“有没有意见?”
第一条,“重大决策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无人异议,一致通过。
第二条,“财务收支每月公示,接受交叉审计”,李家洼的代表举手:“能不能改成每半月一次?农忙季节资金流动大,晚了怕出问题。”
众人商议片刻,同意。记录员当场修改,红笔圈出“半月”。
第三条,“干部可随时被罢免,无需上级批准”,刚念完,全场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掌声。石桥村的老支书颤巍巍站起来:“我支持。我在位三十年,前二十年是组织安排,后十年是百姓忍让。现在,该轮到他们做主了。”
第四条,“知识共享,技术无偿传授,不得设限”,赵铁柱接过话头:“我已经把柴油机维修的手册抄了七份,每个村来个人,我亲手教。谁要是藏一手,就不是咱联盟的人。”
话音未落,人群中有人喊:“铁柱哥,我家二小子识字不多,你能慢点讲吗?”
“能!”他大声答,“我一个字一个字教,教到他会为止!”
笑声中,章程正式通过。十三个村的代表依次在末页签下名字,按上红手印。那一刻,仿佛有风吹过麦田,掀起层层波浪,又似有无数双眼睛在远处凝望,无声地见证。
会后,陈拙没有留下庆贺。他独自走向村北的废弃窑洞??那里如今成了“技术培训基地”,赵铁柱正带着外村徒弟拆解一台报废拖拉机。他倚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忽听身后脚步轻响。
是孙建国。
“你躲这儿清闲?”孙建国笑着走近,手里拎着个布包。
“我没躲。”陈拙摇头,“我只是想看看,当权力下放之后,人们究竟拿它来做什么。”
孙建国打开布包,取出一瓶酒、两只瓷杯。“我带来了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倒满一杯,递过去,“先听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