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屋檐,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拨弄琴弦。陈拙坐在堂屋的木桌前,油灯的光晕比往常更暗了些,灯芯结了炭,他没去剪,只是盯着那行刚写下的字:**制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笔尖悬着,墨滴缓缓坠下,在纸上洇开一团深色。
他知道,这句话不该只写在这里,而应刻进每个人的骨子里。
这几日村中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省报第二篇报道刊出后,周边十三个村已有九个主动申请加入“监督联盟”,连一向高傲的石桥大队也派来了文书,说要“学习先进经验”。可就在昨夜,农机组仓库的门锁被人撬开,一台新修好的脱粒机传动轴不翼而飞。幸而赵铁柱警觉,夜里巡查时发现脚印延伸至村外沟渠,带队追出两里地,才在芦苇丛中寻回零件??已被锯成三段,显然是想毁证灭迹。
这不是偷盗,是警告。
他合上笔记本,起身走到墙边,从钉子上取下那把铜钥匙??村级档案室的唯一一把真钥匙,其余两把是备用仿制,从未交出。他将钥匙贴身收好,又从抽屉底层取出一张手绘地图:十三个村庄以他们村为中心,用红线串联,每条线上标注着各村现任干部姓名、家庭背景、与公社的关系网。这是他这半年来一点一滴摸清的情报,有些名字旁画了圈,有些打了叉,还有几个被红笔重重划掉??那些人,已经因贪腐或欺压百姓被罢免。
他轻轻摩挲着地图边缘,仿佛能触到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
第二天清晨,天未亮透,他就去了夜校。教室里已坐了二十多个青年,大多是刚识字不久的妇女和退伍回乡的民兵。周老师正站在黑板前讲《工分核算中的常见陷阱》,粉笔灰落满袖口。见他进来,众人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投来,不带谄媚,也不再怯懦,而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
“接着讲。”他摆摆手,“我来听课。”
他坐在最后一排,听周老师剖析一起真实案例:某村会计将“整修水渠”拆成五项工程,虚增用工三百个,却被村民对照公示表发现时间重叠、地点矛盾,最终揭发。台下有人记笔记,有人低声讨论:“咱们也该建个‘异常工单举报箱’。”“对,还得匿名投递,不然怕打击报复。”
陈拙默默点头。他知道,真正的制度生命力,不在文件多厚,而在普通人敢不敢质疑、会不会算账。
课后,他留下周老师和林秀英,三人步行至村西洼地。那里已不再是积水烂泥的荒田,而是整齐的双季稻试验田,绿油油的秧苗随风起伏。田埂上立着一块木牌,写着“责任田认领区”,下面密密麻麻签着名字,每人承包半亩,收成归己,但须遵守统一耕作标准。
“昨天老张家媳妇来找我,”林秀英边走边说,“她说她男人原先总嫌工分没用,宁肯去山里挖药材卖私货。现在不一样了,天天抢着报名夜间巡田,说‘咱家的名字在榜上挂着,不能丢人’。”
陈拙笑了笑:“人心最经不起公平二字。你给他一寸阳光,他就敢长成树。”
正说着,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李卫国跑得满头大汗,手里攥着一封电报。
“县里来的!”他喘着气,“孙主任急召你今晚前去开会,说是……关于‘跨区域农机调度平台’的试点批复,要当面交接。”
陈拙接过电报,眉头微皱。这种事本可通过公文流转,为何非要深夜面谈?而且“调度平台”是他三个月前提交的构想,原以为至少要拖到夏秋,怎会突然获批?
“有猫腻。”周老师低声道。
“当然有。”陈拙将电报折好塞进怀里,“但他们忘了,我们早就不靠一封信决定命运了。”
当晚,他没有独自前往。临行前召集监督联盟七村代表,在柴房召开紧急碰头会。他当众打开档案袋,取出三份材料:一是调度平台原始提案,二是近期各村农机使用记录汇总,三是他亲手整理的“可能利益关联方名单”。
“我去县城,”他说,“但我不承诺任何口头协议。所有决定,必须形成书面纪要,加盖公章,七日内向联盟公开。若我未能归来,或传出‘自愿辞职’‘调任他职’等消息,立即启动联合核查程序,材料直送省委信访办。”
众人肃然点头。
赵德海沉声问:“要是他们软禁你呢?”
“那就让报纸说话。”陈拙从包里拿出一份油印小报样稿,标题是《十三村农民联合声明:我们要知情权、监督权、罢免权》。“我已经托何玉兰藏在小学地窖里,一旦失联,三天后自行散发,并寄往省报记者站。”
夜色如墨,班车在泥路上颠簸前行。车窗外,野狗在坟地间游荡,远处山影如兽伏卧。他闭目养神,脑海却无比清醒。他知道,自己正在成为某种象征??不是英雄,不是清官,而是一套规则能否存活的试金石。他们不怕一个能干的干部,怕的是一个能让普通人也掌握权力逻辑的人。
抵达县委招待所时,已是戌时。孙建国亲自在门口接他,神色凝重。
“来了就好。”他低声说,“屋里有三个人等着你,两个是省政策研究室的,一个是财政厅的。他们想让你签一份‘独家授权书’,把你们的管理模式‘标准化’‘专利化’,今后其他村引用,需经你本人批准,并缴纳‘技术指导费’。”
陈拙脚步一顿:“谁提的?”
“上面的意思。”孙建国苦笑,“说是要‘保护改革成果’,防止‘粗制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