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27 宋代的文学流派（第1页）

27。宋代的文学流派

唐诗作为范式

虽然宋代文人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唐诗的卓越上，宋代的诸文学流派都有了可为依据的唐代范式，但他们对待唐代文学的方式并不相同。官吏及候补官吏阶层内部诸流派的形成也是这个阶层寻求自我认识的表现。这个阶层不被容许公开建立政党，因此美学取向和文学范式上的认同成了重要的替代。

虽然文学总是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与为官生活及上层社会的文化世界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官吏都是文人。有的高级官吏并不会写诗，但懂得写诗的官吏往往享有特别的声望，当然有时是在他们死后，特别是在其仕途并不那么顺利的情况下。文学作品常因不幸才得以产生，在被放逐或被贬谪到远离京城的边地途中写成。相应地，在中国，艺术家和局外者的这两种身份也常常相通，但即便是暂时地或持久地陷于不幸的文人，也仍旧保有国家秩序观念和所属阶层的世界观。[73]

就像宋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那样，那个时代的诗人尝试把自己归到某种久远的传统中，归到某种不可争辩的相继或承袭的系统中。这一点在陈与义（1090—1139）《简斋诗外集》序里对宋代十分重要的“正统”概念的使用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陈与义认为，苏轼和黄庭坚取法杜甫，这样虽然保证了正统，即正确的相承关系，但两人对正统的承袭都没有完全成功，所以最好还是自己取法杜甫为宜。[74]

有些宋代诗人尝试去模仿唐代诗人，有些则故意与唐代诗人作诗的方法相区别。他们要求某种与之相对的诗歌形式，还有些效法某个特定的诗人或是以他们为榜样，但许多作者还是把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有时称自己比任何唐代作者都更加接近诸现象的本质。面对得到各方称赞的唐诗，他们为自己的独特性寻找根据，并为它辩护，但这种尝试让新式诗歌招致了同时代作者的贬低。[75]

宋诗的意义也因宋诗的规模及其作者的数量而得以凸显。《全唐诗》辑录了2837位诗人，而厉鹗（1692—1752）所撰的《宋诗纪事》里提及的诗人则有3812位。由于诗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得益于宋代印刷技术的发达，某些诗人保留下来的诗作之多是任何唐代诗人都无法企及的。比如陆游有9200首诗流传下来，而杨万里有3000首，梅尧臣有2800首，苏轼有2400首，范成大有1900首，王安石有1400首。

鉴于宋诗与唐诗是相区别的，是沿袭唐音还是效法宋调，成为总被后世提及的问题。与在创作中以联想为主的唐诗不同，宋诗中描述性和叙事性的成分更为突出。就题材而言，宋诗更善于反映日常生活和重要社会事务，而夸张点说，唐诗主要以花鸟风月为主。唐诗对忧愁的抒发以及蕴含的某种激昂之情，与宋诗对忧愁的超越以及蕴含的某种哲学话语和安宁淡泊的倾向相对。宋诗找到了许多新题材，也放弃了某些题材，比如浪漫的爱情。[76]

晚唐体

宋代初期有特别忠实的唐诗模仿者。王禹偁效法白居易针砭时弊的叙事诗，他的文风因而被称为“白体”。杨亿、丁谓和刘筠创作了像李商隐那样的无题诗，他们的风格被称为“西昆体”。南宋之时，还有作者恪守唐代的范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为“永嘉四灵”的徐照（卒于1211年）、徐玑（1162—1214）、翁卷（活跃在1185—1211年间）和赵师秀（1170—1219），他们为唐风的复兴做出了贡献。有关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诗歌创作的记忆，在公元12世纪之时已经变得有些淡薄了，这一点从当时的某些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尝试回顾宋代前期的诗歌，也正是因为它们，某些诗人才被划分为某些诗派。元代诗人方回就在写给朋友的一篇散文里指出，效法晚唐的做法并非始自“四灵”。

“晚唐体”的叫法更多是种时间界定，而不是指称某种风格，但在被划为晚唐体的诗人这里仍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潘阆（卒于1009年）、林逋（967—1028）、魏野（960—1019）和寇准（961—1023）效法的是贾岛及其后继者所作的恬适的风景诗，魏野和寇准大多作五言律诗。这些诗人中不只潘阆和魏野隐而不仕，林逋也常栖于西湖畔，在那里创作风景诗，而这些诗较少记事。林逋在少年梅尧臣拜访了自己的西湖隐所后写的那首诗是个例外。即便是宋真宗时任宰相的寇准写的诗，其内容也是关于那个窄狭的、在他看来似乎充满愁怨的世界。这些为后来诗论家所归纳的诗人群体间的区分是含混的，如被归为“昌黎诗派”的梅尧臣曾为“晚唐体”代表林逋的作品作序，而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053年7月1日。[77]但在文艺批评和论战中，不同取向甚或不同诗派的界限仍是明显的。欧阳修曾记录过有关“晚唐体”“九僧”的逸事，讽刺了这种文体的刻板和贫乏：

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78]

白体

宋初的几十年间，诗作虽大抵效法唐代的旧体，但某种改变已现端倪。比如，“西昆体”最著名的作者杨亿就已经不只写悲伤的爱情了，他的有些诗作，比如《狱多重囚》《民牛多疫死》，反映了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体察。这些革新最重要的先驱是王禹偁，他是济州巨野磨坊主之子，28岁时进士及第，在地方做过官，也在京城做过文职。王禹偁的诗被辑录在估计生前就计划好的30卷《小畜集》里，该书与他的生平有着紧密联系。[79]

王禹偁是后来被称为“白体”的诗风的重要代表。简单的语言和社会意识被认为是白体诗的特征。王禹偁有意宗法“白体”传统，写了许多有关农作的诗。《畲田词五首》的序里有这样的话：“其词俚，欲山甿之易晓也。”[80]王禹偁诗歌技艺之佳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对雪》了。[81]在这首诗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中，我们能找到许多和杜甫的诗相似的地方。但不同于杜甫诗歌的志向高远，也不同于白居易的诗，王禹偁的诗歌语言往往更恬适宁静。欧阳修和苏轼曾为王禹偁的画像题赞。王禹偁有时被称为宋诗之宗，因为他的诗已经指向后来的发展了。

西昆体

“西昆体”的名称来自《西昆酬唱集》，这部文集包含了17位诗人的248首诗，他们均在真宗执政时期（997—1022）仕宦。而正如标注日期为1104年的序里所述，西昆是“取玉山策府之意”。以杨亿为首的“西昆体”作者效法的是李商隐雅艳伤感的文风，他们的诗多采用七言律诗的形式，就像许多李商隐的诗那样，命名为《无题》。[82]

宋初的“西昆体”和后来的诸风格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后来的宋诗开先河者王禹偁寄诗给杨亿、李宗谔（964—1012）和丁谓，乍看起来有些意外，但年轻时的王禹偁似乎以这些作者为尊，虽然不久后他便完全脱离了这些人的风格。此外，当时对不同风格和取向的区分并不像后世诗论家那样严格。西昆体其他重要的代表是刘筠、张咏（946—1015）和钱惟演。

昌黎诗派

“昌黎诗派”以韩愈及其同道者（特别是孟郊）为宗。依传统看法，它反对西昆体，为新诗开辟了道路，其成员包括像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1008—1049）这样的著名诗人。[83]他们通常被描述为完全摒弃了宋初诗风的变革者，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虽然他们的确想打破“西昆体”和“晚唐体”造成的局限。方回所说的“晚唐体”为梅尧臣代表的“新唐体”所取代，其实表达的是与上述看法相似的意思。认为欧阳修变革散文、梅尧臣革新诗歌的传统观点，估计要以这种简单化的归类倾向为背景去理解。

韩愈自谓郡望昌黎，这个诗派的文学取向在它的名称中就能明显地体现出来。而欧阳修自比韩愈，梅尧臣自比孟郊，他们同样认为唐末诗歌已经衰落，因而要重新取法于《诗经》和《离骚》、阮籍和陶渊明、杜甫和李白。

梅尧臣和欧阳修对孟郊的兴趣体现在两人的彼此唱和中。这种往来始于1047年，当时欧阳修以《秋怀二首寄圣俞》赠梅尧臣，梅尧臣同样以两首题为《依韵和欧阳永叔秋怀拟孟郊体见寄二首》的诗为回应。两人的接触和诗歌方面的交流也发生在其他时候，如1057年他们参与并组织礼部的考试时，就为消磨时间而彼此交换诗歌。总的来说，酬唱的形式，特别是无拘无束的聚会以及共同饮酒、庆祝，在旧时和当代的诗歌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告别将去远离京城的地方任职的朋友，这种情况就为酬唱提供了特别的时机。这个时候通常会有开怀畅饮的告别聚会，参与者在席间举行诗歌比赛，沉湎在离别的忧伤里。

某些作者可以作出独立且非常有个性的诗，虽然他们通常创作一些标准题材的诗。梅尧臣就是个好的例子，他的诗歌题材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个人感情、社会政治问题以及古玩、艺术品等。梅尧臣于1035年就任建德县令，发现官署只有篱笆而没有围墙，无法管理官署的公职人员，于是他马上命人建造围墙。他在《建德新墙诗》里描述了这个过程。在这首诗里，他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官署不断地以建造官衙的篱笆为名向居民征收捐税，而这些捐税最后流进了官署的口袋里。诗的最后这样描写这堵最终还是建成了的官衙围墙：

岂唯御貛豹，亦以防狐狸。

且有内外隔，绝闻闾巷卑。

安然兹燕息，来者勿吾隳。[84]

1040年秋，梅尧臣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对事件的描述就像展开的画轴那样生动。他给这首诗取了一个详细的题目，即《送师厚归南阳会天大风遂宿高阳山寺明日同至姜店》。类似的还有一首名为《同谢师厚宿胥氏书斋闻鼠其患之》的诗。他在1046年写了《稚子获雀雏》，翌年写了一首关于自己眼疾的诗，后又在1049年写了一首关于自己新生的几缕白发的诗。梅尧臣作品中的悼亡诗包括写给死去的次子的诗，同样也有不以具体事件为题材的关于眼泪和愁苦之情的诗。在1044年为悼念他死去妻子写的几首律诗里头，有一首是这样的：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

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

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

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85]

梅尧臣那些对社会政治问题作出评论的诗里，《田家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这首诗因1040年皇帝下的“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用备不虞”的诏书而作。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