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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 苦难中开出的花朵（第1页）

萧红：苦难中开出的花朵

民国的女人中，萧红是最令人唏嘘的一位。

她生在地主之家，却没享受到富家小姐本该享有的半点呵护与宠爱。

她明明拥有咏絮之才，却偏偏半生飘零愁苦潦倒，饱尝饥馑贫困之虞。

她奉爱情为至上，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觅知己，可爱情却终究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萧红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可命运于她，却是《呼兰河传》里，呼兰河城东二道街上的那个大泥坑，人畜鸟兽冷不丁陷入其中，越挣扎，沦陷越快。以至于她短短31年的人生，竟没有享受过多少真正的欢愉。

她是民国女人们用饱满的生命与传奇故事共同织就的光鲜旗袍上，一不小心被撕出的口子，或是被掉落烟灰烫出的洞孔，那么触目，那么凄怆，惹得很多人怜惜不已，也让不少人咬牙切齿。

可是，即便如此，也请你不要叹息，不要厌弃，权且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沿着萧红的生命轨迹，拣拾起她的人生碎片，重新拼起一个全新的她——一个值得被怜惜、可以被原谅、应当被善待的萧红。

大花园里的童年

萧红的一生，大概唯有童年是真正地快乐过的。当然，就连这份快乐，也是建立在她不谙世事的基础之上，因为，打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偌大的家庭里，真正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而开心的，只有祖父张维祯。

那是1911年，农历五月初六，端午节的第二天，萧红降生了。从得知是女儿的那一刻起，父母便再也开心不起来了。父亲张廷举是个冷酷的官吏，多年混迹于官场，很是变通逢迎，但对家人却严苛到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母亲姜玉兰也是出生于士绅之家，“重男轻女”的老旧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一心想生儿子的他们心里自然满是失望。

唯有张维祯，这个六十多岁、淡泊自甘的老人，对于萧红的出生，是打心底里升腾起的、结结实实的欢喜。自从十九世纪末，他扶老携幼举家从阿城迁到呼兰县定居下来，几十年里，他经历的，只有老人去世时的悲痛，只有女儿出嫁时的忧伤，却从未再迎接过新生命的诞生。

张维祯又正正是旁人口中“百无一用”的书生，空有满腹诗书，且只有满腹诗书，却无用武之地。他完全不懂得经营持家，更不懂得圆滑世故，一直是大家眼中的一个“闲人”，妻子范氏精明能干，把一家上下打理得妥妥当当井井有条。想来，儿子与儿媳对于母亲的敬重自然是远远多过父亲的。萧红是祖父莫大的心灵慰藉。

祖父也同样给了萧红十二分的爱。他陪伴着萧红玩耍，任由小小人儿对自己百般缠闹却从不恼怒；他对萧红有无限的疼惜，仿佛是想将萧红从父母那里得不到的爱，统统补偿给她；他教她读诗，给她讲诗背后的故事，他给了萧红最初的文学启蒙。因了这份爱的充盈与实在，年幼的萧红才可以对于祖母的漠视、父亲的冷酷与母亲的疏离不以为意。

萧红与祖父快乐时光的大半，是在他们家的园子里度过的。平日里，祖父在田间地头有一搭没一搭地忙活，萧红有样学样；她的注意力常常被园子里的蜜蜂、蝴蝶、蜻蜓吸引了，丢下祖父去追赶一圈，玩累了又回来缠着祖父；园子里的玫瑰花开了，她剪下花朵，一朵一朵别在祖父的帽子上，不明就里的祖父戴着帽子走进屋，她笑得在炕上打滚。我一边想象着萧红与祖父在园子里的快乐光景，脑子里一边不自觉地想起柳永笔下的这样一句词：嬉嬉钓叟莲娃。逢着下雨没法去园子了，或者是秋天里园子衰败了，冬天里园子休眠了，小小人儿便被困在无尽惆怅里。可即便是惆怅，那也是有盼头的，因为她知道，她还是可以入园子的，她的等待是有结果的，是可期盼的。

不在园子里的时光，祖父便教萧红读诗。爷爷一句一句字正腔圆地教，孙女不得其解但仍然摇头晃脑地学；教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不忘让孙女重温一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萧红本来就聪颖灵动，血脉里带着些天赋的文学才华，再经过祖父有意无意的**，她小小年纪，已经渐渐开始有点“小文青”的样子了。

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老人每天都在变得更老，时光毕竟无法定格，所有的美好都要成为记忆。许是萧红早慧，许是命运特意提点过她，许是人在快乐的时候记忆力本身就变得格外好，萧红记得特别特别多与祖父相处的细节，她把它们一一写进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里，成为整部小说里为数不多落笔轻盈、心情明快的描写：“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祖父的花园里承载的，是萧红的整个童年。

私奔往事

民国有四大才女：吕碧城、萧红、张爱玲、石评梅。如果非要给她们的才气来个高下之分，恐怕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若要问谁的命运最悲苦，答案无疑是萧红了。

萧红一生，除了童年时祖父带给过的精神上的安稳家园之外，其余半生，她都是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

1920年，九岁的萧红被送到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部读书；1924年顺利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别看萧红在祖父的身边，淘气得像个男孩子，可她在学业上是极为用功的，再加上本来就聪慧，成绩自然很好，作文尤其好。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她踌躇满志地等待升入中学的时候，家人却不再支持她上学了，别看萧红小小年纪，在同龄孩子的一切都由父母一手操办的时候，萧红已与自己出生的这个封建大家庭开始了公然抗争，也从此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萧红在抗争中胜出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今后她多么勇敢，她做了多少努力，她抗争的最终结果，受伤害的人终究只有她自己而已。

1927年秋天，萧红终于得偿所愿，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从这所学校的前身——“从德女中”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办学宗旨：培育谨遵“三从四德”的贤良淑女。

但学校刻板的教学，并未缚住萧红勇敢果决的天性，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她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郭沫若，读到郁达夫，她的文学视野乃至人生格局得到了极大的拓宽；萧红的老师里，亦不乏拥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如王荫芬、楚图南等，前者教授国文，将白话文带进了课堂，后者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给萧红。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萧红对文学的热爱之情被唤醒了，爱国热情被点燃了，她还参加过抗日爱国的学生游行。正当萧红在中学里尽情地沐浴在进步思想与先进思潮中时，父亲将她许配给了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

1930年夏天，即将中学毕业的萧红，又与家庭展开了第二次的反抗。

彼时的萧红，性格里叛逆的成分已然完全显现出来。如果说第一次为了念中学而与家庭对抗算是牛刀小试，那么，这一次萧红的做法，简直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她提出与汪家退婚，被拒绝后，她随着即将前往北平求学的陆哲舜“私奔”了。

其实，在被许配给汪恩甲之初，萧红是默认了这份亲事的。汪恩甲仪表堂堂，也受过较好的教育，他本人对萧红也是一往情深；萧红当时的生活圈子也就那么大，平日里接触到的男生本就十分有限，汪恩甲本身的资质也的确不错。二人订婚后，像其他的情侣一样约会，写情书，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萧红还亲手为汪恩甲织过毛衣呢。

许是相处久了，汪恩甲身上纨绔的那一面渐渐显露出来了，他还有抽大烟的毛病，萧红对他渐渐地生了嫌隙。而这时候，陆哲舜的出现，加速了萧红对汪恩甲感情的幻灭过程。那时候陆哲舜已有家室，自然更加懂得怎么样讨女人欢心。他对萧红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并且力劝萧红跟着自己去北平。萧红答应了，她假装答应了与汪恩甲结婚，并以前去采购嫁妆为由，从家里带了一笔钱出来，随陆哲舜去了北平。

那边厢，在北平，萧陆二人在学校附近找了间小平房租住下来，正式进入同居生活。

这边厢，在呼兰县城，二人的大逆之举已引起轩然大波。父亲张廷举一方面因教女无方而被降职，一方面因女儿竟然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举而深觉家门被辱没，愤懑之心无以言表；汪家与张家本就有婚约在先，而且据说连订婚宴都正式办过了，这种时候，准儿媳妇逃婚、私奔，也让汪家丢尽了脸面；陆哲舜的家庭，在呼兰县也颇有些名望，二人的举动，也同样令陆家人惊怒不已。剩下的那些市民，则把这段故事当作闲话一般，翻来覆去地咀嚼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