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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签订了该如何自强图存（第3页）

“等你们的大皇帝发布谕旨，向中外表示已经批准了北京新约，我就该离开北京了。今后的交涉请与新任公使布鲁斯联系。他的地位与我一样，同样是女王委派的全权大臣。”额尔金这样结束了与恭亲王的谈话。

次日额尔金率领巴夏礼、威妥玛及刚到京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前来回访，亲自把布鲁斯介绍给恭亲王，表示将来有任何事情都可与布鲁斯商议。布鲁斯很谦虚，表示能认识恭亲王是莫大荣幸。恭亲王陪同额尔金一行，也前往紫禁城和景山参观。参观途中，额尔金两次提议英国愿意帮助中国富强，英国制造枪炮技术、轮船、电报、铁路等项，无不愿意与中国合作。并再次表示，中国唯有尽快推进这些办法，才能富国强兵。“如若贵国一如既往，则他国日益强盛，将来恐怕更多的国家会到中国来提出不利中国的要求，中国将无法拒绝。中国若跟不上世界的脚步，势将落后而难免受人欺负。”

恭亲王则回答：“中国与英、法两国已经签定和约，永结友好，自然不会再生不愉快。至于他国，中国也无意冒犯，想来会相安无事。”并趁机对新任公使布鲁斯说，“两国已结友好之邦，贵公使安全绝无问题，将来驻京办事可不必带兵。”

布鲁斯看额尔金一眼，额尔金代为回答说：“将来带不带兵，要视情形而定，即使带兵，也不会多，更不会因此与贵国起衅端，请亲王殿下务必放心，并向贵国大皇帝禀明。”

恭亲王从额尔金和布鲁斯的态度上推测，带兵驻京人数不会多，不会因此起衅，可以放心；面递国书大约也能设法消弭。因此当天以此上奏，没想到咸丰帝极不满意，朱批“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可暂时允作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不已，朕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至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恭亲王没想到皇上会把夷人面递国书看得如此严重，更没想到会有“夷务步步不得手”的评语，真是又委屈又愤恨。自己为与夷人处好关系，出面与他们周旋，竟然也成了罪状！这其中，必然是肃顺在挑拔是非！看来皇上的意思是绝不允许夷人面递国书，不得到夷人切实答复，他近两月来的辛苦操劳和委屈，都将化为乌有！自己的得失是一方面，京中随他办抚局的这么多人，有功反而受过，他又如何面对众官员？

与桂良、文祥连夜商议，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额尔金、葛罗明天将带着两国新任公使一同回天津过冬，干脆派恒祺、崇厚两人以陪同的名义到天津，继续设法消弭面递国书的事情。

没想到以此上奏，又惹来一顿埋怨。上谕说“此次办法，实属毫无把握。在京并未言明，含混退兵，欲使恒祺等随时羁縻，不来则已，复来则必启争端。况既经换约，何法阻之？种种贻患，实难枚举。若不能万分妥实，不妨据实密奏，万不准轻惑浮言，避居怨府。以后夷务应办之事尚多，恭亲王等岂能因兵退回銮即可卸责？”

恭亲王觉得皇上态度实在可虑，有必要当面做些解释和说明，否则，隔阂下去，情况会更糟。于是奏请赴行在面奏，但皇上不准。桂良又出主意，与守城王大臣等一同上折，请皇上回銮。如果皇上回到北京，兄弟见面，误会不难解除。

但皇上不肯回銮，而且又把恭亲王批了一通，“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成何体统？”

恭亲王对桂良发牢骚说：“面递国书竟比割地赔款还难接受，我真是服了！我是没办法了，让皇上另请高明！”

这当然是气话。桂良写封给恒祺、崇厚，务必设法明确得到两国公使的明确答复。后来，两国公使总算口头答应了，恭亲王仍然不放心，指示恒祺必须拿到书面答复。这样文报往来，费了一个月的功夫，终于得到两国正式照会。英国公使布鲁斯照会中说，“本国君主以礼相待，大皇帝以礼相答，其要总在实存和意。倘若召见不能出自诚愿，诚如来文所云，断无勉强之理，贵亲王可以释然矣。”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则表示，“大清国大皇帝愿见本国全权大臣与否，自然可以自主，本大臣等钦奉我大皇帝谕旨，断无勉强贵国之意。”

总算办出了结果！恭亲王把办理情形上奏，赞扬是不敢奢求了，只求不再受责。次日得旨“知道了”。

此时，必须为有功人员请奖了。本来以恭亲王的打算，联军一退出北京就该办理，此时办，已是意兴阑珊！桂良劝他说：“王爷，好事多磨，大家都眼巴巴盼着呢。”

为有功人员请奖，向来是“宁缺勿滥”，但桂良却建议应当让方方面面皆大欢喜，以便笼络人心。恭亲王深以为然，让守城王大臣及留京各部院，都推荐人选。这一份请功名单，列了一百余人。另外恒祺、崇纶、崇厚三人则单片叙功。数天后就有结果，名单上的一百余人全部得赏，越级擢升的，换顶戴的，加衔的，从优议叙的，真正是皆大欢喜，酒肆茶楼无不津津乐道。自然，也议论到恭亲王，说到这次办抚局王爷所受的屈辱，有人禁不住唏嘘感叹。年轻气盛的王爷为了百姓社稷，竟能如此忍辱负重，真的不容易！

这些议论自然也传到恭亲王的耳朵里。他心里自然高兴，但对桂良和文祥说出的却是这番话：“大家高兴可以理解，但现在还不到弹冠相庆的时候。这次与英法交涉，才知道他们绝对不是落后野蛮的夷类，其国力已经不可小觑。额尔金和葛罗都劝我效法他们，我怕落入他们的圈套，没接他们的话茬，但晚上睡不着，会凛然心惊，万一有一天衅端再起，我们还是这副样子，岂不还是任人宰割？林文忠到广东销烟，结果是被迫签了《南京条约》，一晃已经二十年，如果再无动于衷，浑浑噩噩再过数十年，后世子孙们会不会恨死我们这些人？”

桂良说：“王爷所虑极是，可是，现在朝野上下，虚骄之气依然太重，只怕有人事过境迁，好了伤疤忘了疼，怂恿皇上，不惜与夷人撕破脸！”

“那绝对不行。”恭亲王说，“撕破脸，吃亏的还是我们！这次与英法交涉，一个最大的意外就是他们其实是讲信用的，和约一签，他们就痛痛快快的撤兵，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有一个判断，如果我们遵守和约，不出尔反尔，与夷人保持和平是可能办得到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忍辱负重，尽量避免与夷人撕破脸，换取几十年的和平，好赶紧补救。所以将来处理与洋人关系，我概括八个字：外敦信睦，隐示羁縻。”

桂良说：“要做到这八个字不易，王爷必须在大政上说话有份量才行。如今大政秉于军机处，而王爷要入军机，有肃六从中挑拔，恐怕难以如愿。最近我有个想法，另起炉灶，给王爷谋个办事的位置。”

恭亲王注视着桂良，不解另起炉灶是怎么个起法。

桂良说：“我听说，英法等国都设有专门办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他们的意思，咱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衙门，专司与之交涉。我看很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衙门，把通商、传教、划界、关税等与夷人交涉的事情统统总起来，均归于该衙门办理。”

恭亲王非常感兴趣，对老岳父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您老说下去。”

桂良说：“据我了解，通商各口关税十分可观，这些年来关税被各省视为利薮，百弊丛生。将来还款要从关税中扣除，必须把这笔钱掌握起来。如果能把这一大利归于办理夷务衙门，则该衙门之地位不言而喻。而且，与夷人关系事关国脉，能够主政该衙门，则无形中自会身价大增，不是军机，赛似军机。”

“着啊！”恭亲王一拍桌子说，“这可真是个好主意。最近两江总督曾国藩、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都上了英法助剿、帮助南漕北运的奏折，黑龙江那边也有与俄国如何划界的奏折，蒙古则有俄国人要在卡伦盖房的问题，皇上都交给我们办理，千头万绪，应该好好筹划以下将来夷务如何办理，拿出一个像样的章程。”

桂良说：“这件事，我与博川商量着办，最好也请商城相国等清流人物参与其间，以争取言路上的支持，避免他们将来乱发议论。”

恭亲王说：“一切拜托你来办。现在是十一月底，再有二十来天就要封印了，必须在封印前办出个结果。”

封印自腊月二十二前后至正月下旬，各级机关封存印信近一个月，非特别要紧公事一概停办。

桂良说：“那行，我打紧办，争取三五天内拿出个稿子。”

此时，文祥已经从古碑口剿匪回京，配合桂良完成恭亲王交办的这件大事。此外户部侍郎宝鋆、顺天府尹董恂已经被恭王引为知已，他们也参与其间。不过，此事又不能大张旗鼓，既能征求到大家意见，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又不能透露出意图，弄得满城风雨，分寸如何把握十分关键。几个人略有分工，桂良主要与贾桢、周祖培等内阁大佬们沟通，文祥则与说得上话的部院堂官们讨论，宝鋆、董恂则不拘定，根据个人交情，负责交往的主要是名士清流。而在京的王爷，则非由恭亲王亲自出面不可。

腊月初三，在桂良的主持下，拿出了六条章程，并起草了《奏统筹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

恭亲王先看奏折。奏折的核心的意思，就是今后不要与夷人撕破脸，千方百计维持和平局面。只是，要说服国人咽下这口气，并非易事。努尔哈赤当年曾经以《三国演义》当兵法，因此满人对三国故事颇为熟悉，奏折就以蜀与吴的关系来比喻中外关系，“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战，则其祸必至，亡蜀不远。”又结合当前国内发匪（太平军）、捻匪势盛的形势，剖明利害，“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欲。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所以，目前之计，就是要笼络好夷人，“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如果能保持中外相安，国内贼匪渐平，“则以皇上圣明，臣等竭其驽钝之力，必能有所补救。”

接下来再看六条章程。

第一条是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其成。先说理由，“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夷国公使驻京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至办理延误。”因此请于京师设专门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兼领其事。司员则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挑选，轮班入值，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

第二条则是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专门管理北方新开口岸天津、登州、牛庄通商事宜，驻扎于天津；其余新开长江及潮州、琼州、台湾、淡水以及原来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仍归原已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驻扎上海，由江苏巡抚兼领。第三条是新开各口关税，请由各省就近派员管理。第四条各省办理外国事件，原来互不知照，同一件事办理各异，因此请敕令各省将军督抚以后再有夷务办理，互相知照，以免歧误。办理抚局期间，因缺乏翻译人才而深受其苦，恭亲王印象极其深刻。因此第五条就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精通英法夷语的人才到京，负责教授八旗子弟学习夷语。另外，恭亲王对夷情一无所知，闹了不少笑话，尤其是一想到额尔金对他的提问哈哈大笑时，就觉芒刺在背。因此第六条就是建议朝廷要求各省注意收集海口中外商情信息，及各国报纸，按月咨报总理衙门。据桂良说，当年林文忠在广东时就这么办过，不过朝廷不以为然。如果那时候就重视夷情的搜集，何至一无所知、坐井观天？

恭亲王看完，十分满意，唯有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条，最为重要和关键，觉得还需斟酌。

他说：“我朝向来守传统，重成例，‘有例不可废，无例不可兴’，这六条无一不是创新之举，难免会受指责。尤其是设立总理衙门一条，是把军机和礼部的部分权力集中过来，肯定会有人嫉恨，必须设法堵上他们的嘴。”

桂良说：“成例是没有，这是参照夷人国家设立外务部的办法，要如实说，恐怕反而坏事。这上哪里找成例去？夷人打到京师来，也是从来没有的成例，不能不权宜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