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把东西,丁零当啷地放到大哥的手心。
大哥的手指顺着那些东西的边缘翻过来覆过去地抚摸着,突然惊讶地叫了起来:“三个五分,五个一分,你今天挣了两毛钱?”
刘年一把捂住了大哥的嘴:“作死啊,你想让他听见?”
刘年指的是在屋里躺着的二哥。
大哥的声音就低了下来:“你真的,挑煤去了?”
刘年把大哥手里的硬币一个一个地拿回来,放到自己兜里。想了想,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五分,塞回到大哥手里。
“这个给你。”
大哥仿佛捏了一只滚烫的煤球,一哆嗦,那钱就掉在了地下。大哥的眼睛坏了,耳朵却没坏。耳朵非但没坏,耳朵还把眼睛撂下的摊子挑了起来。大哥趴在地上,顺着硬币滚落的声音摸过去,就把那枚钱找了回来,用衣襟擦了擦上面的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裤兜。那只手就再也没松,一直牢牢地捂着兜口。
“我拿了,能派什么用场呢?”大哥的嘴角慢慢挑起来,挑出一脸的笑意。
大哥从来没看见人笑过,可是大哥也知道怎么笑,原来笑是不用学的。刘年暗想。
“你慢慢想,想好了,我帮你去买。”他对大哥说。
大哥把头高高地仰着,定定地对着日头,那两个本该是眼睛的洞穴一颤一颤的,正走着无数个关于五分钱硬币的想头。
“阿年,你说,红是什么样的?”大哥突然问。
刘年愣住了。他教得会大哥什么是锅碗瓢盆水缸床铺鼻脸眉目,他甚至还能教大哥懂得什么是日头月亮,冷热香臭。可是他实在找不出一句话,能把一样没有形状也没有气味的东西,解释给一个瞎子听。
“国旗,日头,还有嘴唇,都是红色的,你懂不懂?”他说。
大哥伸出手来摸了摸自己的嘴唇,茫然地摇了摇头。
“就是那个,大老远,一大堆东西里头,你第一眼就瞧见的。你见了就兴奋,就想跳起来,就想拍手。”刘年说。
“可是我,看不见。”大哥羞愧地说。
刘年闭上眼睛,想象着在大哥那个黑洞洞的世界里,到底找不找得到一丝能漏进光来的裂缝。
“血,你身上的血,就是红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烫。”刘年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那开水瓶,就是红的,对吗?”大哥隐约有些兴奋。
刘年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大哥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到底什么是红。
“你怎么会想起来问这个?”他问。
“广播里不是天天在说吗?红卫兵,红色风暴,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今天早上醒来,脑瓜仁里一直响着这个字,红,红,红,像打雷似的……”
大哥的话还没说完,刘年突然看见街角有一群人正朝着他们家走过来。这些人的脚步很急也很乱,鞋尖踢起一片飞扬的尘土。他们身上穿的,是沾满了油污还来不及换下的工作服。刘年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是爸的学徒工小李。
可是,爸不在这群人中间。
刘年扶着墙站起来,只觉得天有些晃,日头待得不稳,一跳一跳的仿佛随时要往下沉。
天,可别是爸出事了。他想。
我是一只长相平常得几乎接近于猥琐的老鼠,尽管我有一个逃离了原子弹蘑菇云的显赫祖宗。
和世上所有的老鼠一样,我向往美食。可是和世上大多数老鼠不同,我不愿为寻食奔波费神。我妈把我生在温州西城的一个贫民窟中,我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窘迫日子,却从未想过搬家,直到面临断顿的绝境。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而且来势汹汹。
其实,“这一天”这个词,本身就是谬误。“这一天”听起来像是一起突兀事件,其实它只是许多“那一天”的堆积和延伸。就像是一间破屋子,白蚁咬空了这一片,雨水泡烂了那一块,风来的时候,房子就倒了,散成了一堆瓦砾。人们只记得房子轰然倒塌的那一天,没有谁会去追究到底白蚁毁了哪一块,而雨水又是在何时撒的泼。这一家的败落我早就看见了,我也听见了他们家房梁倒塌之前那些吱吱呀呀的警报声。我只是懒,我懒得提醒他们,更懒得去筹谋搬家的事。那些事太耗费心神。
这家的彻底塌散,发生在男主人厂里来报死讯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从这一刻起,我在这家能够搜刮到的食物,就只有眼泪和叹息了。于是我召集了我的儿孙,百般无奈地商讨起搬迁的计划。我们是贫民窟的老鼠,我们很难适应贫民窟之外的生活,那里实行的是全然不同的生存法则。我们只能在贫民窟里另找一户至少锅底有几颗饭粒可以果腹,某个角落里能找到几片布絮筑窝的人家。
我们就是在那天夜里搬离了这户人家的。走的时候我没和他们道别,我已经见够了这家的鸡零狗碎。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