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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花束已插不进花瓶，我犹犹豫豫地不知该往啊儿放。他轻声说：“给我。”——接过花束闻了闻，又说：“很香。”他将花束斜卡在床栏间，力弱难支似的将上身往床头一靠，又侧脸闻了闻，闭上了眼睛。我同情地望着他，如同望着一个将不久于世之人，心为其悲，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缓缓睁开眼睛，见我有点儿局促，凄然一笑：“我很喜欢。真的。”——仿佛以为，不说这么一句，我会替那束花感到失落似的。他告诉我，花瓶里的花，是他妻子带来的。而能住进这条件比较好的医院，是通过他岳父的关系。院长是他岳父当年的老下级。他妻子每天都来陪他几小时，而他让她今天下午再来，上午的时间是属于我的……”

我轻轻握住他一只手，问他已经住院几天了。

“算今天，整一个星期。”

“什么……我的意思是……”

“胃癌……”

“已经确诊了？”

“化验单上的结果是在另一家医院化验的。可我的感觉却不太明显，只不过有时发生轻微的恶心。所以这儿的医生要对我进行全身系统的复查，然后专家们才能进行会诊……”

我拍拍他那只手说：“这就等于还没最后确诊嘛！”

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个星期以来，我几乎夜夜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往火葬炉里送，我妻哭得死去活来……”

我说：“你太悲观了可不好。胃癌并不等于说是判死刑了嘛。胃癌是最有根除可能的。有人切掉了三分之二个胃，还活得没事儿似的呢！”

“如果是晚期了呢？如果已经扩散了呢？”

安慰癌症患者往往是一件最使安慰者自己陷于尴尬的事。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己首先并不真的相信我们的安慰之言。我们劝患者不要过于悲观时，我们自己的乐观，无论是伪作的还是确实的，其实都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儿。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我只有反复轻说这几个字。怕话劝多了，哪一句说得不当，好心引起反感。

“你去把门插上。”

于是我就起身去把门插上了。

“你把窗子打开一扇。”

我也照办了——转身时，见他不知从哪儿变出了一盒烟。还有一个当烟灰缸的小铁盒。我说：“你怎么可以吸烟呢！”

他说：“我一向吸烟的。为什么不可以？”

我说：“可你是在病房里啊！”

他说：“所以我让你插上门，打开窗嘛！已经到这份儿上了，我还约制自己干吗？”听他的口吻，似有点儿破罐子破摔了。“给！”

“我不能……”

“就算我请求你陪我吸几支行不行？”

“这……护士来了，闻出烟味儿会训我们的……”

“我保证她不敢。这儿对待我这个患者比较特殊……”他固执地朝我递烟。无奈之下，我只得陪他吸。

“你曾经说过，你觉得，我身上有某种山野少年的成长痕迹，对不对？”

“对。我说过。”

“你没说错。我小时候，的确是一个山野少年。你看人的目光挺敏感。”

“其实，我那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你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一直以为你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书香子弟……”

“四合院儿？……书香子弟？……我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是后学的！我讨厌北京话。京味儿电视剧尤其使我讨厌北京话。越地道的北京话越令我讨厌，使我怀疑社会又倒退回了《茶馆》的年代。如果你觉得周围的人都以《茶馆》里的‘老刘麻子’‘小刘麻子’那种腔调而自得其意，多他妈的让人受不了啊！我学北京话是出于虚荣心理。我愿意别人想象我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当然，更愿意别人错上加错，想象我是什么书香子弟……”

我怔怔地困惑着。不知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而且说得如此坦率……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口吻忽然一变，以一种方言味儿极浓的语调，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了几句诗：

高高山上有青松，

青松枝头有雏鹰。

雏鹰展翅欲飞腾，

声声鸣，

母鹰噙泪自仃零。

……

那不知是什么地区的语调。仿佛是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代代形成的。听来带着太多的，天然的惆怅，和悲凉。那语调具有一种忧郁的品质。似乎它正是以它的这一品质，宣布着与虚浮骚躁的京都文明不妥协的距离，以及不肯融为一体的抵抗……

“你能听得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