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他,真是一个又善良又认真的人。一个一点儿都硬不起心肠的东郭先生似的。他那时的善良那时的认真在我看来是分外动人的。只有我每每对他表示一点儿理解。只有我不忍嘲笑他调侃他。
他在宣布每场辩论结果前的十分钟讲评时,对已经注定了将被淘汰的一方的心理和情绪,总是表现出非常之大的爱护之心,总是由衷地肯定他们的优点和长处,由衷地说些勉励的话。宣布结果之后,还要到他们的房间去征求意见,以“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参与必有所得,虽败精神可嘉”类的忠言进一步安慰。有一组在决赛一轮遭淘汰,全组委屈沮丧,他竟陪了他们大半夜,劝了他们大半夜。仿佛他们是他高考落榜的弟弟妹妹一样。若不是我去找他,他不知何时才回房间睡觉。
在他的提议之下,后来增设了荣誉奖和最佳辩手奖,平衡来平衡去,最终各组皆大欢喜。“职业道德辩论赛的目的不是决出胜负,而是促进企事业精神文明嘛。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评委的认识首先就狭隘了,偏颇了。”
他如是坚持他的观点。
而我极力支持他的观点。
我已是担任过几次辩论赛评委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那一次我担任得最认真。
我认为选他当评委主席,真是选对了。
赛事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正看电视,他一手背在身后站到我面前,微微红着脸说:“梁兄,我想……尽管我们彼此已经很友好了,我想,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你道歉,在那一次研讨会上,我对你太过分了。我当时的做法太无礼了……”
我知道他的一只手为什么背在身后。我看电视时,瞥见他在整理名片,并且瞥见他在一张名片上写什么。
我笑着说:“你怎么还提那事儿?当时我表现得也不好。不过是一次漫谈式的研讨会,而我却抬起杠来。不必认真的时候和场合,谁偏认真谁就愚蠢。”
他赶紧表白:“不不,也不能这么说。当时和过后,我都没这么想过你。真的。其实你的发言自有你的道理。现在,凡事除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讲认真二字的中国人太少了。我自己从前也是一个研讨问题时发言很认真的人,后来渐渐地就变了……”
我说:“你没变。这次你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认真啊。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他也笑了。看得出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本质的评价。
我又说:“我仍希望得到你的名片。”他这才将他背在身后那只手伸向我,持的果然是他的名片。上面不但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还写了呼机号码。我接过名片,当即也将我家的电话号码抄给他。
我笑问:“我们可以算作朋友了吗?”
他庄重地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我们睡前,熄了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我说:“哎,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种山野少年的成长痕迹呢?”
他不禁地“噢”了一声,反问:“是吗?”
我说:“是的。”
他却并不主动地向我讲什么,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的眼光可……真有意思……”他不讲,我也不便深问,引开话题聊别的。他突然单刀直入地问:“你家肯定有存款吧?”
这话问得我大费寻思。沉默了片刻,含糊其词地说:“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上有老,下有小,对家庭担负着经济责任,不可以没有点儿存款啊!”我回答了之后,他也沉默起来。我揶揄道:“怎么,仍要诲人不倦?继续动员我进行爱国消费?”他说:“那倒不是。这次储蓄利息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呢!”我说:“是啊!那我也没办法啊!”
他开了灯,翻起身趴在被窝里对我说:“梁兄,我知道你们作家的稿费挣得不容易。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的心血钱。我教你一种储蓄的方法吧!以我教你的方法储蓄,你能获得比前几年储蓄还高点儿的利息。”尽管此话出自经济学家之口,我还是认为他在假装正经和我开玩笑。他却从床头柜上拿起笔和纸,从他的**跨到我的**,挤入我被窝,辅导似的认认真真地给我讲起他的储蓄方法来:“你看,假设你有一笔钱,暂且算是一万元吧,你要这样储蓄——存活期,按月取息。将息金另存。存到一个整数,也按月取息,再另存。整存整取的利息是不生息的。而按照我这种方法储蓄,息能生息。计算下来,银行的储蓄利息虽然下降了,可你获得的利息,实际上比下降之前还高点儿呢!”
我说:“我以为是多么深奥的方法呢,这么简单啊!”
他说:“对,就这么简单。在经济学中,这就叫滚动升值。”——看着我又说:“你内心不会取笑我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是不是有点儿过分精明了?”
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甘愿自己的钱贬值,我以后一定照你教给我的方法储蓄!”
他说:“你内心里不取笑我就好。不是将你当好朋友了,我也犯不着教你,对吧?”
我说:“当然!”
从那时起,我觉得他更加可爱了,也更可交了。但是我却没按他教我的方法去储蓄过。我将他的储蓄方法讲解给我的妻子听,她听懂了,却也没实践过。她和我一样有点儿嫌麻烦。因为我们的储蓄并不多,所持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想法——存在银行里最保险,丢不了就行啊!
自那次分手后,半年里我们没再见过。京城太大,隔行如隔山。只是偶尔从报上见到他的名字——某某经济学家参加了什么什么研讨会或座谈会,就什么什么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发表了什么什么经济观点……
有几次我手拿着报,指着他的名字说:“这位经济学家我认识。和我是好朋友!……”很有点儿引以为荣的心理。
一天我收到了他的信。是从医院寄来的。信中说他被怀疑患了癌症,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会诊,希望我有空儿去看看他……信中流露出了对人生的极度的悲观和感伤。他的信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近十年间,我参加过多次追悼会,对生生死死,已经有点儿司空见惯了。就是哪一天自己被检查出来患了癌症,也似乎会觉得是件寻常之事。
但他才三十几岁啊!他以三十几岁而成为经济学家,是用了二十几岁的生命由学士而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才熬成了“家”的啊!他的锦绣前程才刚刚开始啊!他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啊!他才结婚三年啊!他的可爱的儿子还不到两岁啊!
我替我的年轻的朋友忧心忡忡。是的,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人,也是最有前途生活得最幸福的一个人。第二天我便捧了一束鲜花到医院去探望他。他脸色还好,容颜滋润。我觉得甚至还胖了些,也分明地白了些。但是他的情绪糟透了。一见到我双眼就红了,泪就淌下来了。他说:“我估计你一接到我的信就会来。谢谢!”
我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咱们是朋友啊!否则人还要友情干什么?”
他住单间病房。因为他享受局级干部和年轻的专家双重待遇。病房里的条件是非常之良好的。人如果不患癌,又是局级干部和专家,在条件良好的单间病房住几天院,不啻是另一种享受,另一种幸福。
窗台上已摆着一只漂亮的花瓶了。花瓶里已插满美丽的鲜花了。病房内弥散着淡淡的芬芳。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遍撒在洁白的被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