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下了头,声音很低。
“宋雨什么?”老师以为他没把自己的名字说全。
“就叫宋雨。”他的声音更低了。
“宇宙的宇?”
“下雨的雨。”
有几名同学笑了起来。直到那时,几乎持续了小半堂课的肃静气氛,才稍显缓解。
“怎么起了一个这么……莫名其妙的名字?”
老师也笑了。
有同学代他回答:“他出生那一年,他家乡大旱,所以他父亲给他起名叫‘宋雨’。”
已有别的老师在别的课堂上对他的名字感到过奇怪,他当众解释过,所以某些同学知道他名字的由来。
老师沉吟了一下,又问:“你是来自农村的学生?”
老师的语气更加和蔼了。
他默默点头。
老师接着问:“宋雨,你打算考研吗?”
他说:“不。”
刹那间,气氛又肃静了。
“不?为什么不?”
他的回答大出老师所料。他沉默了一会儿,仍仅仅回答一个字——“不。”
他的语气那么明确,那么坚定。
老师张了张嘴,想继续问什么,却又改变了想法,没有问下去。
老师沉思着踱回到讲台上去,目光仍专注地望着他一个人,口吻不无遗憾,甚至不无沮丧地说:“因为身体原因,我已经许多年没带过研究生了。但我今天要在你们面前表一个态,如果有像宋雨这样的同学打算考我的研究生,我是宁愿将医生的忠告抛于脑后的,哪怕只带一名这样的研究生我也会尽心尽意。宋雨,在我眼里,你是一名无愧于中文系学子的大本生啊!”
从那日起,“无愧于中文系学子”的宋雨,被“最像大学女生的女生”在内心里暗暗地刮目相看了。她自然不知他早已苦楚万分地单恋着自己了。而他却数次从别的男生口中听说过,她曾宣言宁愿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中文出身”的人。对于他这一名中文系男生,明知了她那宣言之后,其暗恋是何等的绝望无须形容。直至那一天,他们之间还没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机会彼此对视过一眼。其实机会是有过的,起码在他这一方面是确曾有过的。因为他是校学生会的文体委员,又兼着中文系的系刊《文理》的主编,找借口单约某一名女生谈点儿事,是不至于使任何系的任何一名女生觉得唐突的。何况,那一天以后,他曾接连两次组织学生座谈会。一次的主题是座谈当代大学生的自修;另一次的主题是座谈当代大学生的择业理念。而两次座谈会,她不但都参加了,且坐于他的正对面。他却没有约她谈过什么事,在两次座谈会上也没有以主持人的身份请她发过言。所以两次座谈会,她都只不过旁听了而已。
事实上她是期待着他也请她发言的。他鼓励张三发言,点名要求李四发言,就是不请她发言。他的目光一忽儿望向左边,一忽儿望向右边,就是有几分故意地不望坐在他对面的她。既然他连一眼都不望她,那么她便也有几分故意的:一次次目不转睛地瞪视着他。而他仿佛有什么特异功能,预感到她的目光即将眈眈地投向自己时,就低下头去假装记录。在她看来和想来,他当然是假装那样的。但她也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目不转睛地瞪视着他呀!只要她的目光从他脸上一游移开,他的头随即抬起,又煞有介事地望向左边或右边。若正有人发言,他的目光便会像她望着他一样,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发言的同学。
这使她内心里好生的气恼。
如果说她第一次参加他主持的座谈会的感受只不过是期待落空,那么她第二次参加后的感受,简直就觉得是受了不公正的歧视般的对待了。因为第二次,她的期待就几乎变成渴望了。她早早地就去了,坐在第一次坐的位置,以为仍是坐在他的对面。不料他来了之后,和中文系的一名男生耳语了几句,接着竟坐到她身后唯一的空座位。接着中文系的那名男生坐到了留给他的座位上。接着他在她身后说:“大家静一静,现在开会了。今天的座谈会还是由我来主持。可我为什么又坐在这儿,而不坐那个主持人的座位呢?因为像上一次座谈会一样坐在那儿,我的感觉并不良好。坦率地说,还多少有点别扭。今天我坐在这儿,也是照样能够不负诸君众望主持好这一次座谈会的。我们的系刊将全文发表这一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所以便于倾听和记录的最佳座位,理应让给负责记录的同学,大家说对不对?……”
他的开场白居然还获得了一阵掌声。
并且,坐在她身后的他,也确实将那一次座谈会主持得比第一次还好。仿佛,一旦不是坐在主持人的座位,他竟真的反而找到了主持人的特别良好的感觉。也仿佛,避开了她的目光从正对面时不时地、目不转睛地注视,也就一点儿都不别扭了似的。第二次座谈会的效果可以说是特别的圆满,大家发言踊跃,到后来几乎有点儿争先恐后。相比于第一次座谈会的主题,第二次座谈会的主题显然与每个人迈出校门以后的人生更加息息相关。而他的主持能力,也更加受到有目共睹的公认了。
座谈内容不知怎么一下子扭转到了如何对待出国留学的问题方面去了,于是同学们接二连三地大谈特谈中文学子,有将中国文化传播向世界各地的时代使命云云。热烈而又空泛,集体的言不由衷,又似乎集体的无意识,说集体的无意识也不全对,更似乎每个人都在暗自的巴望,有谁能带头将这一个热门话题深入到与出国后的个人前途关系密切的层面上,却又谁都不太愿意做那样一个带头的人。
当那话题陷于集体的再无话可说的僵局的时候,宋雨这个自信即使不坐在主持人的座位,也照样能够主持好座谈会的人“抓住机遇”,语调从容平静地说:“诸位同学,我丝毫也不怀疑大家希望能到世界各地,尤其到欧洲国家去传播中国文化的热忱。但我认为,这一光荣的时代使命,它显然需要许许多多中文学子的共同和长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果。而据我所知,我们许许多多到了国外,尤其到了欧洲国家的中国学子,尤其中文学子,首先面临的是在异国他乡方方面面的实际困难。有时候所面对的,直接就是生存的困难。故我进一步认为,我们不妨暂时放置一下神圣的文化使命不谈,而多就各自所知,开诚布公地畅谈一下出国之后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应对的心理准备和经验教训。如果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竟不能首先打理好自己的人生,那么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他都难以成为优秀的文化使者……”
气氛沉闷了片刻,发言小心翼翼地复又开始。但不久即如禁锢解除,讨论情绪热烈超前。
她怎么也没料到,宋雨竟会说出那么一番话。文化使命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是她想听的。她没听一会儿就反感了。她几乎打算起身一走了之。正在那时,宋雨开口了。是宋雨的话使她改变了打算,仍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动未动。他刚说了几句,她已猜测到他接下来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意思了。待他说完了他的话,她竟不禁地对他由刮目相看而心怀起几分敬意来了。因为他说的是大实话,代表了她自己对座谈会的内心要求。不知为什么,即使在大学校园里,即使在现今,说大实话也并不是蔚然成风的。尤其某些身为学生会干部的学生,似乎也渐渐地、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说假话、套话和空话。说实话,总是有些这种或那种顾虑似的。她一般是不参加类似的座谈会的,除非被要求必须参加。而那两次座谈会,她纯粹是因宋雨而去的。她想看看被本校最德高望重的一位中文系老教授夸奖为“无愧于中文系学子”的宋雨,怎样主持座谈会,听听他自己又会当众发表些什么高论。她觉得仅就这两点而言,她并不算浪费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她有些暗暗地感激他了。如果不是他做了那一番发言,一些同学不知还要从“文化使命”这么似乎紧扣主题却又分明的不着边际的神圣角度说多少套话和空话。而正是他的发言,那才是吸引住她没有起身离去,也格外想听的。因为出国这一个念头,也是她内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尽管她有自知之明,若要实现谈何容易。她的父亲是一座小城里一所普通中学的教师;她的母亲因工厂倒闭已经失业,每月仅仅领取二百余元的失业补助。家境既然如此,出国留学的高昂费用,不消说只能由她自力更生了。可怎么个自力更生法,她一直迷惘着。宋雨发言时,她几次忍不住想回头看看他。看看他正以怎样的姿势坐着,看看他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他坐得离自己是多么的近啊!就在她的身后,只要她一回头,一定是一种和他脸对脸的情形。她感觉到他的双脚,正踏在她的椅子的后撑木上。感觉到他的双膝,正抵着她的椅背。是的,她感觉到他千真万确正是那样坐着的。她甚至猜测,他的左手轻按在自己右肩上,而右手前伸,拿着一支笔。并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拂使那几角钱一支的方便笔不停地在指间旋转。在表达自认为重要的意思的时候,笔才会停止旋转。那是他主持第一次座谈会时的样子,给她留下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他将左手按在右肩的样子,使她觉得那么异乎寻常,似乎是一种代表着礼仪的姿态,似乎传递着虔诚的态度。
那时,已只有她一个人没开过口了。同学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她。她想,即使他忽视了只有她一个人没开过口这一事实,大家的目光也等于在提醒着他了。他不应连大家无言的提醒也视而不见,他不应是那么迟钝的人。作为主持人,作为“无愧于中文系学子”的他,也断不该那么迟钝。
她期待着听到他接着说:“姚枫同学,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发过言了,我们都很希望听听你的看法呢!”
或者听到他例行公事地这么说:“姚枫,请你也发次言好吗?”
哪怕是例行公事的话,毕竟也意味着对她的存在的关注啊!
他却连例行公事的话也并没接着说。
她像脑后也长了双眼睛似的,分明地感觉到他那时已站了起来,并分明地感觉到他正将左手按在她的椅背上,因为她的长发被他的手触碰了一下。
她期待着,期待着,端端正正地坐着,内心里却早已大失平衡。在期待之中,觉得那一分多钟长得不得了。而望着她的那些目光,始终都在望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