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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庸慎独辨正（第2页）

[1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741页。

[1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472页。

[2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472页。

[21]这样的规定在先秦典籍中常见，如，“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

[2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册，1007页。

[23]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见《中国哲学》第24辑。

[24]清钱大昕说：“《坊记》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论语》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应孔子自引，而《论语》乃孔子没后，诸弟子所记录，更非孔子所及见，然则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即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论子思子》，见《潜研堂集》，2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5]（元）陈澔：《礼记集说》，441页。

[26]（清）翁方纲：《礼记附记》，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1312页。

[28]冯友兰：《古史辨·冯序》，见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6册，1页；《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载《世界日报》，1935-05-14。

[29]廖名春：《试论冯友兰的“释古”》，见《原道》第6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又见所著《中国学术史新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30]郭沂：《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载《光明日报》，2002-07-16；又载《孔子研究》，2002（4）。

[3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载《中国文化》，1992（2）；又见所著《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谈“信古、疑古和释古”》，见《原道》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又见所著《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值得注意的是，廖、郭两文均忽略了唯物史观这一点，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将史学理解为狭义的史料学。

[32]参见第八章第三节“‘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

[33]参见第三章第四节“《礼运》与子游后学的‘大同’‘小康’说”。

[3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422页。

[35]（宋）朱熹：《中庸章句序》，见《四书集注》，15页。

[36]（宋）欧阳修：《居士集》，见《欧阳修全集》上册，327～328页。

[37]参见蒋伯潜：《诸子通考》，332～333页。

[38]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补记》第3页及第五章“从性到命——《中庸》的性命思想”，142～145页。作者引《史记·封禅书》，说明“秦时之华山，不在五岳之数”，为齐国内之山，与今华山无关。陈槃则认为秦以前已有车同轨、书同文。见所著《中庸辨疑》，载《民主评论》（香港），第5卷24期，1954。

[39]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32页。

[40]北宋晁说之有《中庸传》一卷，其后记云：“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其说是书皆穿凿而贰之。”但他所说的“二事”是指对中庸的理解，而与两篇没有关系，故其在传文中说“以是知先儒说用中为常道是也，近世说中说庸非所知也。”又说“是一物而不得二名也”。有学者以为晁说之早于王柏提出《中庸》包括两篇，误。

[41]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448页。

[42]（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第6册，17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43]（清）王鸣盛：《蛾术篇》上册，9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4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447～448页。

[45][日]武内义雄：《子思子考》，见[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上册，477～478页。

[46]徐先生的这个推论多少有些问题，钱大昕认为《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入于《礼记》，但这三篇仍然单行，根据是《汉书·艺文志》于《记》外，又别出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班固注：“古明堂遗事”），《明堂阴阳说》五篇，《乐记》二十三篇，此与《礼记》内所收，当系同一文献。《艺文志》因其单独别行，故又另出其目。但钱氏说“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中庸》、《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这里所说无妨单行的“本书”，应该是指《荀子》和《子思子》，而不是指《三年问》与《中庸》《缁衣》。徐先生对此理解可能有误。此点郭沂已指出，见所著《〈中庸〉成书辨证》，载《孔子研究》，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