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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庸慎独辨正（第1页）

（三）《中庸》慎独辨正

既然《大学》中的慎独与独居、独处没有关系，那么，《中庸》慎独的内容又如何呢？历史上《大学》《中庸》往往被看作具有密切的联系，郑玄、朱熹注释经文时对二者的内容也做了相互参考。因此，《中庸》中慎独的本意如何？便显得十分重要。《中庸》首章云：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段文字中，作者提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下面“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均是对此的进一步说明。因此，这里的“道”具体是指什么。便成为理解慎独的关键。由于本段以下，文章接着讨论中庸，又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等论述，往往使人们容易认为这里的“道”是指中庸之道，或至少与中庸有关，而慎独就是指在独居时谨慎其所为。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证，今本《中庸》实际包括两个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段“所以行之者一也”为一个部分，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为另一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谈论中庸，后一部分主要谈论诚明，它们被编纂在一起乃是后来的事情。所以第一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道”，不应是第二章以下，而应是第二十章以下所谈论的道，也即是第二十章“诚者，天之道”的道，第二十一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的道，是指诚而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就是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它与《大学》的“诚其意”实际是一个意思。

如果说，上面关于《中庸》慎独内容的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文本的分析和理解之上，多少带有推测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先秦及汉代典籍中与《中庸》有关的内容，进一步说明《中庸》中的慎独确实是对诚而言。《荀子·不苟》：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

有学者已经指出，《荀子·不苟》的这段文字与《中庸》存在密切的关系，有些字句明显就是抄自《中庸》，所以荀子虽然对思孟持批判态度，但也曾受到思孟的影响，《不苟》篇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既然荀子曾看到《中庸》并受其影响，那么，他对慎独的理解，自然能反映出慎独的本来含义。荀子认为“不诚则不独”，说明他是从内在的“诚”来理解“慎独”的。在他看来，慎独是诚所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而与外在的行为举止关系不大，所以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相反，只要慎独，保持内心的诚，就可以做到“化万物”“化万民”，一切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荀子把慎独看作内心的诚，与《五行》的思想比较接近，而与郑玄以来的理解有很大不同。荀子的时代，可能《中庸》与《诚明》还没有被编纂在一起，文章原有的理路是清楚的，所以他的理解应该更符合慎独的本义。而到了郑玄时，由于原来的结构已被打乱，“慎独”与第二章以下的“中庸”被联系在一起，意思也从“不诚则不独”变为“慎其闲居所为”，造成人们的误解。如果说《荀子》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刘向《说苑·敬慎》的一段材料：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谚曰：“诚无垢，思无辱。”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这里明确提到《中庸》，说明它谈论的正是《中庸》中的慎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只引了与独居、独处有关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一句，而略去了前面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但在下面接着引时谚曰“诚无垢，思无辱”，又说“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这说明《中庸》中的慎独主要作诚讲，乃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中庸》文本的分析，是确实能够成立的。

因此，《中庸》中的慎独实际同《大学》一样，都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心的诚及外在表现，而与“小人闲居为不善”根本没有关系。所不同的是，《中庸》不是强调大庭广众对慎独的影响，而是提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认为在“隐，暗处”（朱熹语）也即独居、独处时个人的修养更为重要，更需戒慎恐惧，“诚其意”。不过，这里虽然提到独居、独处，但它同《大学》的大庭广众一样，均是对慎独的强调和说明，而慎独的主要含义仍然是指“不可离”“道”也即“诚其意”，而不是什么“慎其闲居之所为”。郑玄由于受今本《中庸》的影响，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修养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的外在行为，把作为内在精神的“独”理解为外在的独居、独处，使慎独的含义发生根本改变。而朱熹虽然注意到慎独“诚其意”的一面，并将其分为“未发”“已发”两个阶段，但由于他把慎独的“独”理解为“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而在已发的状态下，这种“独”只能是指独居、独处，所以与慎独的本义仍然存在距离。[75]

由此我们发现了慎独的本义，找到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因此，并非如学者所主张的，《五行》与《大学》《中庸》是两种不同的慎独，而是在同一个慎独的基本内涵下，存在不同的侧重和差别而已。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虽然都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心的真实状态，但《大学》《中庸》中的慎独是对“诚”而言，而《五行》则是对“仁义礼智圣”而言。但根据《五行》的规定，“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五行·第一章》），“形于内”的五行也就是一种内心之德，它与“诚”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其次，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大学》《中庸》在强调“诚其意”的同时，还注意到特殊景况对慎独的影响，如《大学》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中庸》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而《五行》则只提到“能为一”，或者说它综括了前者的两个方面。还有，《大学》《中庸》在强调精神专一的同时，还注意到慎独的外在效果，《大学》所谓“诚于中，形于外”，《中庸》“笃恭而天下平”等，而《五行》则将慎独更加精神化、内在化了。《大学》《中庸》与《五行》慎独的差别，反映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使人们对慎独有了一个更具体、深入的了解。但这种差别乃是学派内部的差别，是同中之异，在都是指内心的诚、内心的专一这一点上，它们则是一致的。所以根据《大学》《中庸》《五行》等篇的内容，我们可以将慎独理解为：不论在独处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均应“诚其意”，保持内心的诚，保持内心的专一。

[1]邢文：《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孔子礼学的再考察》，见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784页；又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60页。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500页。

[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399页。

[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下册，1468页。

[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1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宋）欧阳修：《易童子问》，见《欧阳修全集》上册，571页，北京，中国书店。

[7]胡玉缙：《辑子思子佚文考证》，见《许庼学林》卷六，1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8]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10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9]参见第五章第二节“郭店竹简与《中庸》”。

[10]原文为“虽非正其辞”，据文意改。

[11]参见王葆玹：《晚出的“子曰”及其与孔氏家学的关系》，见国际儒学联合会编：《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820页。

[12]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354～361页。

[1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笔者曾指出，早期儒学包括六艺之学（早期经学）和社会人生之学（子学）两个层面，《论语》所记主要是孔子社会人生之学（子学）的内容，而不是其关于六艺的言论。参见拙文《早期儒学的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载《光明日报》，2004-08-05。

[15]笔者曾指出，汉代确实有《论语》类文献，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录的《论语》类文献，包括《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孔子徒人图法》以及各种解释《论语》的《说》和石渠《奏议》等。参见拙文《〈论语〉在汉代的地位及流传》，载《史苑》，2004（4）。

[16]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与“勇而无礼则乱”（《泰伯》）；“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子路》）与“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以上两段文字中，“义”和“礼”实际可以互换，二者含义基本相同。

[17]陈大齐：《道德仁义礼的合一》，见《孔子学说论集》，76页，台北，正中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