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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 对文明的批判（第2页）

这份文献不仅仅呈现了马克思的方法，也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的活动给予了辩护。他的活动在1848年继续进行，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科隆。“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由于这种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意识，“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②。前革命时期，即接近《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就是马克思知识生命的关键：对“党”人来说，写作就是行动。

资本不能在资本的立场上得到充分的讨论，就像贫穷不能在贫穷的立场上得到充分的讨论一样。这条箴言在《哲学的贫困》里得到重现。然而，它是基于马克思所反对的蒲鲁东的理论价值观念上的古典和后李嘉图理论的。蒲鲁东实质上在吸纳了经济学自身改革计划的同时否定了它的社会倾向。作为李嘉图的追随者，马克思回应了他。蒲鲁东曾经拙劣地模仿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则作为黑格尔的弟子反驳了他。蒲鲁东凭借经济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①的范畴得到承认。马克思在社会学意义上解读了这些概念和范畴，掌握了古典经济学中对“唯物主义者”的批判。②大多数驳斥和方法论的观点在随后的《资本论》中都有所体现，并频繁地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中。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职业经济学家的范畴外。他也极力保持与乌托邦构筑者的距离。那些乌托邦构筑者在寻求一种再生的科学，“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③。虽然在1847年仅仅是个假说，但“苦难积累”的观点随后却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核心论点。的确，所有《资本论》中的伟大论述都曾源于假定和臆测：从1847年开始，马克思就意识到对金钱的批判应该先于对国家的批判，但是这距他宣称由于一种“历史”的必要性，两者都要废除，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随后建议把《哲学的贫困》当作《资本论》的序言了。④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的态度是缺少关注的，就像他早期对待蒲鲁东对黑格尔拙劣的模仿一样。当最终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辩证法”的时候，他谨慎地把它呈现为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他把它称为“批判的和革命的”⑤。乍一看，这个定义很难体现理论性，但是《哲学的贫困》的结论给我们提供了关键。在那里，马克思引入了“革命阶级”的观点—-一种一流的"生产力”——以及与此同时历史的终结的视角，“消灭所有阶级”以及所有有关“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①。这个主题随后也被重新提及：马克思想把它应用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结论，就像在与恩格斯的交流中所计划的那样②，并且它早已驰名于第一卷的结论。这本书以《共产党宣言》中声明资产阶级的毁灭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段引文作结。③

不用怀疑，1848年的事件导致马克思很快地放弃了“经济学”。在二月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准备就“工资”发表演讲，那是他曾经在布鲁塞尔向工人听众宣讲的。④在这些演讲中，他总结了某些英国经济学家的学说，采纳了舍尔比利埃（Cherbuliez）的论题：生产资本的增长与工资的关系对工人不利。这是他演讲的第一个论点，他随后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⑤。在为《新莱茵报》（NeueRheiung）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生产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继布赖（Bray）和舍尔比利埃之后，他把相对贫困的论题当作竞争和机械化的一种影响：作为《资本论》的主要论题，产业后备军的观念已经形成。⑥然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马克思被迫离开了德国。

在伦敦继续“经济学”的工作之前，马克思先着手总结了革命流产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教训。⑦他发现了革命发生的“真正基础”，就是革命的经济原因：1843～1845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推测，后来是1846～1847年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把他的调查扩展至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随后，他研究了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1848～1850年的工业和商业复苏。他提供了对循环危机的第一时间的社会学概括，并对社会剧变的条件进行归纳：“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①

这个分析的重点集中在英国，事实证明这是马克思经济研究的未来方向。“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②

3。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1850～1851年）

这位大英博物馆的新读者尤其对金融问题感兴趣。③他逐渐阅读了经济学著作，随后思考了市场的变迁。他已经发现，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胜利者是金融资本家。之前，黄金被存在法国银行中。因此，法国要继续生产纸币。这就导致了“所有的法国信誉掌握在了银行手中”。蒲鲁东认为这标志着改革（法国银行转变为公共银行）规划的确定。他对这个规划的定义抨击了巴师夏（Bastiat）④，马克思则不停地嘲笑他的金融空想改革草案：“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其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

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在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①蒲鲁东的另一著作不久就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然而，那时他正在研究金融和土地租让问题。②当时，英国见证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斗争。甚至在到达伦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重要性：“这次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后果。”③（1849年8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完成了最初对李嘉图理论的批判。④科技和先进的工业的表现挑战了李嘉图的观点以及马尔萨斯关于减少土地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的法则。⑤马克思第一时间掌握了流通理论。他写给恩格斯的关于这个方面的评论预示了他后来在《导言》以及《资本论》中的态度。

在1851年的准备工作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将近15个笔记本的摘要。虽然因为对资金的匮乏感到绝望，并且被某些德国人中伤，他一度中断了研究，然而他依然相信五周内他将“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①（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然而，我们不能肯定马克思是否真的决定写这本计划已久的书。相反，他1851年的笔记表明他又成了一个不知满足的、充满精力的读者：他阅读了关于金融、农业、农业电气化、工业和技术、经济历史、文明发展史、殖民主义史、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问题的研究。②

马克思的朋友等待着这一著作的出版。一封来自拉萨尔的信准确地反映了“政党”的焦急：“我听说你的《政治经济学》即将完成!一次出三卷!我很惊奇……除此之外，你那反击蒲鲁东的小册子足以激起人们想知道你所做的正面贡献的需要。的确，它证明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文化的博学以及对经济类别的综合性渗透!但是它是有限的——就像它必须拥有正面意义那样……这正是我为何渴望在我的书桌前阅读这三卷巨著。通过把李嘉图变为社会学家，把黑格尔变为经济学家，你自己将成为他们两人的综合体。”李嘉图是"我们直系的祖先”，他的地租理论是“令人敬畏的共产主义者的表现”（1851年5月12日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③在决定写完并出版他的著作后，马克思计划给自己“六到八周的时间”，寻找他的论题的多重“分支”:“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①稍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告诉恩格斯他将用“五周的时间”来写，而他的朋友劝他尽快完成并询问关于出版商的问题——“两卷六十印张的书”②（1851年4月3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事实上，他仍然需要寻找一个出版商。马克思希望找一家在斯图加特的出版社，并发给他们关于“经济学”的计划案。但是他的生活收入已经耗尽，被迫放弃写作，甚至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读：“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③（1851年7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4。对蒲鲁东的新的批判

正是在需要解决这些困难时，马克思读了蒲鲁东的新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对这本书的阅读使马克思相信，自己在1847年对蒲鲁东的批判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蒲鲁东也对某些“邪恶”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对资本本身进行批判。例如，蒲鲁东反对利润。他认为，利润会转变为给资本家的养老金，因此应该被消灭。

马克思对这些关联的评论预示了《资本论》的一个基本论题：社会自动地观察“资本贬值的规律……不需要考虑蒲鲁东的建议”。蒲鲁东想要把他的建议变为社会准则，并建议了一种灵丹妙药，即银行。没有什么比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的争论更加“法国式”了：“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相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核心。否则，马尔萨斯牧师就是对的了。”①（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一星期前，马克思向恩格斯做了一个关于蒲鲁东的书的简短评述（1851年8月8日）。②这个概括对这本书的客观性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启发性的。马克思能够对他自己的“经济学”计划进行思考。例如，让我们考察这个“‘总观念’的第二个方面”:

19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日益发展；它具备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③

后来的研究涉及了联盟，接着权威人士指出：更多的政权将伴随着对普遍选举权的谴责。其后，马克思看到州政府采取的显露其谬论的极端主张。他特别关注蒲鲁东的第五、第六研究。那两项研究涉及“社会清算”和“经济力量组织”的内容。他复制了一系列处理以下主题的文段，这些主题包括：法国银行，官方宣称的“公益机构”;国债，由养老金进行偿还；抵押债务；不动产；地产（公社用来作为经营者的补偿租金和偿还道具的替代品，取消土地税收，根据土地质量进行的土地均化，等等）;从循环中和贵重金属的替代物纸币中进行的先进的贵重金属的回收；推动社会的大规模工业孕育的工人联盟（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工人都有在所有地位中接连服务的权利。他们运用聪明才智在劳动中获得利益和足够的收入，有权用自然的运行、才干的重要性以及责任感来衡量的工资比例，对自己的辛勤劳动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马克思接着提出了“价值构成”问题（他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过的蒲鲁东的一个看法）。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通过“公平的价格”的确立而形成“廉价市场组织”。至于对外贸易，由蒲鲁东提出的改革将最终

用来镇压租税。在第七和最后的研究中，关于“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马克思复述了这一理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同时，他补充道：“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辞藻。”①

在这封信和六天后他写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反雅各宾派主义表示了同情：“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很好。”②当马克思问恩格斯是怎么看到这种诀窍的时候，恩格斯从三个方面给出回答。③他承认蒲鲁东“有所进步”:“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政府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恩格斯认为，这部著作“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1847年以来，他已经有一种“进步”:“非常彻底地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从此人们不能再说蒲鲁东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因为“他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他自己尸体的最后腐烂阶段”①。恩格斯的回应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怀疑蒲鲁东在1850年从《共产主义的宣言》中和《新莱茵报》上借用相关数据。“一些观点与理论毫无疑问是从那些著作中剽窃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观点，在阶级对立中，政府会随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力量逐步消失。此外，大量的观点涉及1848年法国运动。我不认为他在书中找到了你所反驳他的一切。”他同意马克思的判断：

他复归到圣西门那里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证明：他把工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工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1789—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前提，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狂妄而肤浅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啊，那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①

我们论述这个交换观点的原因有两点：第一，1875年关于“经济”的计划包含了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的大量理论。第二，随后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被蒲鲁东的弟子达里蒙的前进改革计划所刺激。在《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之后，马克思又接触了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马克思彻底发怒了：“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在这里你应当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②（1851年11月2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他无法忍住不与蒲鲁东再次发生冲突。一度，他想将自己的批判理论连同恩格斯的注释出版为单行本。恩格斯认为他的论文集还相当不充分。但是马克思坚持这个方案，并且打算交付魏德迈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皮·约·蒲鲁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