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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计划及其意义（第1页）

三、“经济学”计划及其意义

1853～1856年，马克思稍微查阅了他的研究笔记。例如，应拉萨尔的请求，他查阅了有关英国农业的统计资料：粮食作物的输入情况（如1847年到1850年小麦和面粉的进口量），1853～1854年休耕土地的情况，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工资等（1855年1月23日给拉萨尔的信）。③还有，从他1854年到1855年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货币问题仍然有很大兴趣。还有一本大约引自24本书、由40多页摘要组成的读书笔记，命名为“完美的货币体系”（Dasvolleem）。在这本笔记中，马克思频繁地提到他早期笔记中所引用的图书的数量。新闻界对他的排斥，加上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激起了他革命的火花。“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像现在这样美好的有利形势。一切‘社会主义的’花招都耍尽了。”①这是恩格斯的观点（1856年1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他促使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更有甚者，他认为蒲鲁东的《交易所投机者手册》（ManuelduspéculateuràlaBourse，1857）和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者达里蒙的《银行改革》的出版是一个新的挑衅。

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波大范围的金融投机，银行、商业、工业、农业的波动遍及法国，并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扩展到美国。早在1856年6月，在《纽约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法国信用公司（Créditmobilier）的活动，而不是分析为什么欧洲“没有人能够解释法兰西帝国的繁荣和社会衰败的迹象”②。

几个月后，他预言一场危机将要发生，并且预料到可能出现的后果。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当时为美国报刊撰写关于投机与货币问题的文章而做的大量的笔记。③我们发现，他1856年至1858年的通信中的大量材料都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理论化的说明，尤其是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在1857年至1858年的危机评论中，马克思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归于股份公司。在《资本论》中，他把股份公司的经营看作资本积累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理论。事实上，尽管这种体系的基础仍然是完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破坏性或否定性的方面。①

他不仅仅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还用新闻工作者的语言来阐明信贷体系的巨大发展与他所称的“帝国社会主义”现象之间的关系：

波拿巴过去的各种经历指向了附加在他身上的最困难的经济处境的源泉——信贷。恰巧在法国有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开始时像其衰落时一样，都受到一个梦想的迷惑。这个梦想就是在公共信贷的一些新奇计划所创造总体的财富之前，阶级对抗就会消失。并且，这种形式的圣西门主义在行动失败后并没有消失。这包括舍瓦利耶（MichelChevalier），《辩论日报》（Jours）杂志的经济学家；包括蒲鲁东，他企图在新奇的创意下掩盖圣西门主义的教条中最糟糕的部分；包括两个葡萄牙籍犹太人，他们实际上与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相联系，追随佩里·昂凡金（PereEnfantin），其实际经验就是在社会主义幌子下面、在圣西门的法律下面大胆进行投机。这些人——埃米尔（Emile）以及伊萨克·佩雷尔（IsaacPereire）——是法国信用公司，也是波拿巴社会主义的鼓动者。②

马克思发现，股份公司作为现代国家经济生活的新时代的先兆，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为了说明这种发展，他用了蒲鲁东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一个词，即“工业封建主义”（尽管他批判过蒲鲁东）。同时，不管怎么说，他承认了股份公司的积极功效，因为“联合生产力”显然比单个资本的成果具有更加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资本集中已经加速，并且，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中小阶级的衰败。一种工业霸主形成了，它们的权力与它们的责任形成颠倒——它们只对它们的股份负责，打败整个资本社会……这种寡头的“指导委员会”下面是社会代理和实际管理者的官僚集体，而在它们的下面是没有任何转变的巨大的和每天都在膨胀的工人阶级。他们的依赖与无助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扩张而增加，但是他们也会随着其代表数量的增加而更具有危险性。①

马克思1851～1586年分析政治事件的大量的报刊文章都充满了阶级、政党、国家权力的观点。这暗示着，自1845年以来，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都是关于现代国家的一般研究。他不断地回到那个主题上，不仅受瞬时的经济危机的激发，而且像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被反革命镇压，结果是埃斯帕特罗（Espartero）把土地留给了奥唐纳（ODonnell）]这样的政治事件也会激发他的灵感（《纽约论坛报》1856年8月18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分不开的，正如离开了哲学就不能理解实践和历史的关系一样。在1857年，如同在1845年，马克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1859年，他在《序言》中重申了这一目的。

1。“经济学”新起点

从1857年7月到1860年10月，由于没有财力支持，同时也不能为《纽约论坛报》写文章，马克思不得不效劳于美国的《百科全书》。①这些细分的学术任务使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经济学”。这种思想产生于1857年美国和全球危机之时。这场危机马克思已经等了七年。恩格斯和他（不知疲倦的社会政治剧变的守夜人）兴奋地与最新发生的事件并肩齐行：“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②（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③“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当前的危机。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个大笔记本——英国、德国、法国……”④（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我不得不为了挣钱的工作而消耗……白天。我（只）剩下夜晚来做真正的工作，而且还有病痛来（打扰）。（我）还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根据经验，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⑤

这就是他在起草“经济学”计划的十个月中的遭遇和希望。在《大纲》①（未来《资本论》部分最重要的第一个草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②

2。“经济学”计戈

当谈到研究成果时，马克思很可能想到的就是他1843年以来所积累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笔记。因此，从一个导言开始，进而确定整个体系的方向和计划是合乎逻辑的。他从一部手稿出发，进而认真思索。他不仅需要做大量的脑力劳动，而且企图“预先说出正在要证明的结论”③。

导言的第一部分研究了几个问题：“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④。这部分又细分为四个部分：“1。生产。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第一部分，或者称作第一章，连同它的四个组成部分，始终没有被完成。马克思几乎没有涉及这部分中的第四部分。①从风格上看，这些可以被视作被对马克思特别蔑视的同时代的人的批判和讽刺所打断的努力思考，这些人有巴师夏、凯里（Carey）和蒲鲁东。它的另一个特征是将直接面对黑格尔的方法与零星地运用黑格尔的形式相结合。②有时，马克思的一些语句似乎仅仅有助于他回忆。后来，他无疑力图补充和完成这些回忆。他开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一章，对一些疑问做出解释。他先评论了两个相承的道路③，认为这两个学派的目的就是界定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17世纪经济学家选择明显的实验方法的道路。这个方法从“生动的整体”开始，如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然后分析更为简单的要素，如劳动分工、货币和价值。马克思批判了这条道路伪装的实验主义，转向第二条道路。第二道路从第一条道路通过抽象所达到的“特定的时期”开始，从更简单的要素，如劳动、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出发，继续探讨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体系”的母体。④马克思认为，第二种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所以他无条件地坚持它。他将第一种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进行了比较。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具体”是实验数量的综合和统一，被提炼为产生现实的抽象的决定。

我们不会详细阐述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些模糊的解释，他将这种方法界定为“占有具体并将它再现为思想上的具体的方法”。在《资本论》的序言和跋中，他再一次提出抽象方法的问题，将它与自然科学中运用的方法进行比较。①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当马克思确定构建他的“经济学”所要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时，他系统地将“经济范畴”的起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与在历史上发生变化的“主导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与不断变化的司法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在这种分析中，对主题进行叙述的顺序是由“范畴”的历史成熟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决定的。所以，最简单的和最普遍的范畴——比如劳动——并不必然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尽管它是高度抽象和“中性”的，但一定不会成为分析的出发点。

马克思宣称，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②。为了说明这个可以揭露“经济学”方法和计划的秘密的论点，马克思举了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的例子。后者和农业相连（生产和生活的源泉），从它出发来理解完全没错，因为不懂资本便不懂地租：“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③经济范畴不应该按照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来排列，而是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起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对他前面所说的方法论进行了反复思考并加以概括，把他的研究成果列成了一个富有逻辑性的提纲。他这样写道：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

（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3。“经济学”计划的重大“变化”

最初的一些马克思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六册计划，即1859年《序言》中所说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后来已经有所改变。②卡尔·考茨基似乎是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③然而，事实上，考茨基也仅仅是指出1859年计划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计划不一致，并没有研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三十年后，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n）把考茨基的这一简单评论提高到了方法论原则的高度。

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马克思在1862年就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列出的提纲取代了1859年的六册计划，并注明日期为1867年7月25日。①依据马克思和库格曼（Kugelmann）、恩格斯的通信，格罗斯曼断定这个转变的时间为1863年7月至8月。他把R。威尔布兰特（R。Wilbrandt）的解释称为“异想天开”②。按照R。威尔布兰特的观点，《资本论》的四卷仅仅是完成了1859年计划的第一部分，还有五部分没有完成。与考茨基不同，格罗斯曼没有区分“经济学”和《资本论》的不同，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马克思打算分六部分对此进行考察，资本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

《资本论》（第一卷，加上恩格斯、考茨基出版的第二至第四卷）不外乎就是“经济学”，因此，它已“基本完成”③。

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改变计划呢?格罗斯曼指出，出于方法论的原因，马克思1859年从“物质的观点出发”制订了六册计划，到了1863年，一个确定的计划则是“从知识的角度”构建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早在1857～1858年，马克思就已从知识的角度来关注自己的主题：建立在六册计划基础上的《大纲》手稿，就包含了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计划，即“三卷”（《大纲》中称“章”）。尽管格罗斯曼在1929年完全没有注意到《大纲》的存在，但是他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通信。④事实上，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就透露了“第一分册”的计划，即在《序言》出版前一年。写作计划是这样的：

（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①

很明显，从物质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知识的观点出发所蕴含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三周之前，甚至在还未通知恩格斯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在和拉萨尔的通信中说明了“经济学”的六册计划。鉴于这封信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在此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大体上，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的整个第一分册应该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大约100页。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但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犯”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①

在随后1858年3月11日的信中，马克思告知了拉萨尔计划的“第一分册”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价值、货币、资本），没有提及“计划的变化”。最后一部分“资本一般”又细分为三部分，作为将来《资本论》三卷的材料。因此，格罗斯曼所参考的1863年计划与1858～1859年计划几乎是一样的，仅仅是在1867年《资本论》的序言中做了一点修改：扩充了第四卷“理论史”②。

关于“经济学”计划，先前人们所犯的所有的错误都在于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没有按照1859年序言中的“六册计划”出版“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原因（就像格罗斯曼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不得不把“小册子”写成“大量的卷宗”①。

4。《资本论》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