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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 对文明的批判（第1页）

二、“经济学”:对文明的批判

一天，年轻的卡尔·考茨基在拜访马克思时问道，如果时代最终不是像马克思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发展，会怎么样。马克思回答说：“它们会被先写进书里去的。”考茨基确信自己是马克思忠诚的追隨者，期待看到《资本论》第二卷的完成。“我的确是这样”，他这般宣称。②这次谈话发生在马克思去世前两年，也就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4年后。马克思用简單的语言描述了他尚未完成的著作。1875年年初，马克思向着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迈进。作为一个永不疲倦的学生，他又开始了可观的读书计划，好像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尽了，仅仅是为了论文而进行准备；好像他从不考虑任何事，无论出版还是不出版，而仅仅是为了完成它。“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①《资本论》出版时，马克思很感激恩格斯对这卷的判定：“我的东西印出来后总是很不合我的意，尤其是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②然而，马克思对考茨基的回答，揭示了另外一些东西。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的底层民众，被教育机构排斥，被官方机构驱逐，并被谴责花费自己的时间在新闻业上以换取生活收入，其政治活动的有用性和其科学的目标也遭到质疑：“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③区分了他所了解的“短暂的”政治构成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历史意义”后，他决定不再参与国际会议。他认为这能让他更好地完成“经济学”研究。

在抛弃了自己的阶级之后，马克思拥有了科学的思维。首先，对他来说，最好的革命实践形式就是详述无产阶级的理论。然而，他认识到单个人的思想并不能完成这一巨大使命。最后，他认为不能失去对理论的解释和鼓动活动。对政治活动的需要可以被解释为想要加入思维活动中，执行道德准则的根源。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关于行动的观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人。生活与思维都处于统治阶级的边缘的马克思，是对贫困有意识的见证者，指责神圣化、永久化的机制。他的“政党”就是整个工人阶级。

在受到《德法年鉴》①的干扰之后，马克思起草了正面的请愿书，这同时也是他在对经济学方面研究的阐述以及对经济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谴责——剥削劳动力的资产阶级体系：这是他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案。②他现在必须超越借助费尔巴哈、蒲鲁东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即他的导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也仍然有自己的观点：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对哲学的需要。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著作中，他宣扬哲学是“解放”的首领，而无产阶级是解放的“中心”。后来，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用哲学取代了其他所有的东西。③

虽然马克思对最初的经济学方面的负面文章并不满意，但恩格斯劝他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即使其中包含了“许多你不满的地方”:这本书应该在“四月之前”完成，为了“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①10天后，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签订了一份合同，目的是出版两卷本的、题名为《批判的批判》的书。②由于抨击普鲁士，他被法国巴黎的《前进报》（Vorwarts）杂志社驱逐，并于1845年2月搬到布鲁塞尔。两年过后，他与列斯凯签署的合同到期了。他被驱逐至比利时，这阻碍了他的工作，但是他发现先完成另外一部作品是绝对必要的。《神圣家族》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与新黑格尔主义的、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中心的哲学家们进行清算。它并不以创建新哲学为目的，而是为了表现所有哲学的重要性，为了表现出哲学是解决人们问题的一种虚幻的方式。在所有形而上学的领域中，马克思都坚持所谓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后来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③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又一次让自己沉浸在对经济学著作的阅读中。从1845年2月至6月，他编写了60本书的笔记。①出版商合理的不耐烦对马克思来说不怎么重要，因为在取得平衡之前，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而且，为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他还需要把它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这种分析水平把马克思同他的前辈们基本区分开来，尤其是蒲鲁东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锋人物。

1。“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

因此，有很多深刻的原因导致马克思顷刻间放下其他的“经济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宣称他的目的是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呈现对“法律、道德、政治等的批判”，然后“在特殊的著作中来呈现整体，表现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对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推测性行为的批判”。很明显，马克思渴望为另一个计划保留时间，这个计划就是他暗指的更具普遍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人们能够发现“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①。另外，他也触及了方法问题，这是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批判的自然结果。这些篇章是马克思被称作“唯物主义者”的分析观点的开端。对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的思考是贫瘠的，问题仅仅在于“人类的实际能力”。自相矛盾不是知识单独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科学和工业之间关系的最初框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关系被视作“人类社会的活动”。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人类的经济异化，马克思想要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批判。接下来，也就是马克思1844年的文章，见证了他开始使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③在《神圣家族》的开头，相似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并更为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虽然积极为蒲鲁东进行辩护，认为这位《什么是财产?》的革命作家已经“根据自己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作了批判，但马克思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来责备他，认为他仍然被囚禁在资产阶级的体系中：“蒲鲁东从经济异化中去消灭那种异化”，他既没抛弃私有制的机制，也没抛弃雇佣劳动，他的梦想是取得财产和工资的平等。④

当列斯凯取消了与马克思的合同，马克思（同时与恩格斯、赫斯、魏德迈编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他写了封充满了申辩和解释的信。这封信有力地证明了，他关心的是让读者了解到他的“经济学”是基于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的。“自从这个手稿接近完成——第一卷放在手里很长时间，对其内容和形式在没进行一次以上的修订之前，我不能让它出版。”因此，在英国他又进行了深入的阅读；“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两卷本，对开纸的版本出现后（马克思已根据戴尔那版做过笔记），马克思又对其进行研究。“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增添了在英国收集到的新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原来商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多个印张。”①（1846年8月1日）

简单来说，马克思想在他的“经济学”之前写一部论战的（《神圣家族》的精神）和理论的著作，这就阐明了他那源于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唯物主义者”的地位。事实上，他完成了这一任务，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中。在提及他的“经济学”第一卷几近完成的时候，他态度鲜明地提到在巴黎起草的1844年的手稿。因此，当他与恩格斯随后合作写《德意志意识形态》②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这部著作。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放弃这些手稿，这些手稿在写作风格方面是很超前的。他后来也认为这种风格是很个人的，他的根本需求是废除雇佣劳动，进而废除私有制、国家和资本。而且，马克思认为他就快就要写完他的“经济学”了，只差300页：在三个月内，他已经递交了总计900页的八开纸。1844年的手稿说明了其中的200页；我们所见到的剩下的笔记本，充斥着对其他作者的著作的摘要和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性评论。后来，马克思认为他在这个主题上已经耗尽精力。在准备这部著作的题目（“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时，我们相信马克思已经囊括了1843年的反思，尤其是来自克罗茨纳赫的反黑格尔的手稿。这个手稿是对政治学的批判，换句话说，是对国家的批判。这也是他在1846年中期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的基础。

2。“经济学”的方法和主题

马克思是一个信奉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社会批判的人。1846年，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社团“正义者同盟”（LeagueoftheJust），并与人民宪章主义的领导人联合，参与到了“新的宣传体系”中。当继续他的“经济学”编写工作时，他想要参与在1848年革命之前那个紧张时期的工人阶级活动。他不认为他正在放弃这部著作，至少在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时，他是一位教育家。相反，宽泛地讲，这些文本都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以历史、社会、经济三个维度来释义这个词语。这在他于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的讲话中也有所呈现。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讲授资本与雇佣劳动问题。①所有的这些努力构成了他后来在《导言》（1859年）的前言中所提到的“调查”。对它们的总结体现在这个前言的字里行间，并被视作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概括。②马克思不想把自己局限在双方的决斗中：无视他们的环境方面，对他们所做的个人阐述和对他们的憎恶之情。1845～1851年的论战性著作包含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原则的完整的表述。1857年，当最终完成了他的“经济学”最初的草稿，他就开始了一部包含6个题目的著作的方法构思和规划，并把这些原则作为这部著作的基础。

1845年，允诺列斯凯的手稿的题目和同时期马克思作品的大量的参考文献清楚地表明，“政治学批判”是这部作品两个方面的其中之一，而且它也会成为国家问题的中心。例如，一本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笔记，就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①另外，还有11个关于费尔巴哈的主题。笔记中包含了对国家研究的计划，提出了接下来的11个主题：

（1）现代国家或法国革命的起源历史。对政治因素的专横的夸大，与古代的国家相混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将每个人都分成商人与政治动物。（2）宣布维护人权和国家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3）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4）议会国家和宪章。议会宪法国家；议会民主国家。（5）权力分离。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7）行政权力。集权和等级制。集权和政治文明化。联邦主义和工业主义。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8）司法权力和法律。（9）国家和人民。（10）政党。（11）选举权，为取消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②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我们已经记下了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观点。他随后关于历史或关于政治的写作的所有内容都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假设，即在这一规划之后就是对“政治学的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定义的方法迫使马克思做出至关重要的选择：要么放弃“经济学”这一他最初设想的一种能跨越其他学科的著作，要么把他的全部生命都投入这一工作中来。他的决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1848年革命的失败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经济学”获得了一个确定性的规划。在政治学批判（对国家的批判）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的批判）中，马克思是如何保有这个问题的诸多元素的?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在同一文本中，马克思也提出了社会结构与工业、商贸、生产、交换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他又提出一系列主导性问题，包括阶级权利的作用；劳动分工；城乡对立；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和随后的无产阶级的产生；生产力和通信方式的发展；制造业和机械化的根源；人口问题和工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商业中政治的重要性；美国金矿的发现；殖民扩张以及它对世界市场和金融商贸的扩张的影响；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业资本问题；竞争的出现；财产形式的演进和国家、财政体系、库存市场、私有权的现代形式；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间关系的变革；来自生产力和分配方式之间的对立的历史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过程的新形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前景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导言总结出以下观点：

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①

所有的这些主题在《资本论》中都再次出现，除了最后一个——国家。在1857年对“经济学”的计划中，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论述，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工作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