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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道德（第2页）

关于马克思的科学工作和他的使命，保罗·拉法格曾这样说道：“科学不是自私的，那些献身于对科学的孜孜追求的幸运者，也必定是第一个把他们的知识奉献于人类事业的人。”②

对“唯心主义”这个称号的妄用逐渐抽去了它积极的内涵，于是，我们在选择另一个同样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个人信念的相当有意思的术语时感到很困惑。③很明显，其灵感来自强有力的道德劝服推动马克思进行自我表白。然而，这将超越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明确的道德定位的探寻，和对它与其他道德体系的关系的探究——这曾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目标——的局限性。④马克思关于他智力发展的本质影响因素的叙述，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应该结束这种冒着公然破坏马克思思想的危险，试图把一切具体的道德哲学都贴上马克思思想标签的毫无意义的举动。

3。普罗米修斯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躲避黑格尔哲学欺骗性力量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精神路线。经过几年艰苦的斗争，他最终完全摆脱了黑格尔体系的控制。他曾把黑格尔体系“委婉的音调”比作妖妇引诱人的歌。甚至在大学期间，在关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伊壁鸠鲁（Epicurus）的博士论文中，黑格尔的“神秘化”就已成为马克思的思想前提了。在论文中，马克思把重点放在了伊壁鸠鲁学说的道德方面：他对一切意识形态和神话的反抗和他对偶然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提升，教人们摆脱神秘的命运而获得自由。马克思从不隐瞒他对伊壁鸠鲁关于自然的观念的偏爱。这一自然观拒绝客观的因果关系，主张重建对人类经验的积极原则的个人意识。德谟克利特因致力于对一种新病源论的探究而与尊贵的皇室断绝关系，并终因对自己目标的绝望而自杀。相反，伊壁鸠鲁只是对宇宙决定论表示了轻蔑，认为意识是真理的前奏：他在本性的意识中寻找灵魂的“安宁”。①

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想通过普罗米修斯巨人神的傲慢来使伊壁鸠鲁的自由主义哲学更有生气。而后，他把普罗米修斯的“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自己的信条，进而把这句格言看作哲学向“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②的挑战，以此来为自己辩护。在序言的结尾，马克思把普罗米修斯说成哲学历史上最崇高的圣者和殉道者。这标志着他对生命的看法做出了抉择：人类的存在是对野蛮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斗争，负有构建“兄弟之邦”（CityofBrotherhood）的尘世使命。

这样，马克思从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开始，就认为思想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运行（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他立志与腐朽的旧世界斗争到底，成为新世界的先驱。这个志向使他很快抛弃了黑格尔这个现行秩序的崇拜者。在为论文准备笔记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与“体系”做斗争，无声地离开了那位他不久后就公开批评其危险的“神秘化”的无名哲学家。在这些笔记中，他把哲学同现象世界做了对照，并对受自我实现的欲望的支配和迫使他转向受“外部世界”的“火焰”的驱使的人的无知做出评论。马克思主张消除现象世界与哲学之间的缺陷。在这里，马克思首次使用了后来一直保留在他最成熟的作品里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哲学的实现同时也是它的丧失。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这种文风一旦远离黑格尔派学究沉闷的语言，就会具有深远的道德意义。

1843年晚期从德国流亡后，马克思放弃了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身份地位，开始了一种下层人的生活。①这时，为了把黑格尔现象学的基本要素放入自己的历史观，马克思做了旨在脱离黑格尔现象学基本要素的精神自省。在这段精神寻觅的时期，他首次对政治经济学做了批判性的研究，并在一系列未出版的笔记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黎笔记”。针对这些研究，他总结道：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

由于黑格尔把自我意识本身——人的宾词——变成了主词，他的“人”就不是拥有一切能力的真正的人类，而是这个存在的部分的表象。因此，他并没有把人的劳动看作具体的、感性的活动，而仅仅是看作抽象的思维。对黑格尔而言，人的生命和活动只是思辨思想的产物，因此，人同世界的冲突也只不过是不同的思想范畴之间的冲突，胜败也仅仅是思想辩证变化的表现而已。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的产生是思想纯粹形式的和抽象的活动。因此，异化（Entfrem-dung）是一个可以被受相同规律——否定之否定——支配的其他活动超越的思维活动。黑格尔把人的整体的现实和现实的整体归结为人类精神的活动。这个精神，就是黑格尔自己的最卓越的、非凡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神。

后来，马克思又浏览了黑格尔的“逻辑”，并被黑格尔的“方法”深深吸引。他愿意“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当他把这些写给恩格斯时，马克思不会忘记在他开始支持共产主义时，他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5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对黑格尔进行的“清算”。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露了披着革命外衣的黑格尔体系的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他仍然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的关系的要素。”①另一方面，由于用“批判”和“范畴”取代了“绝对知识”和“理念”，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和他的同伴——对自己导师思想的模仿显得空洞而拙劣。贯穿《神圣家族》全篇的是对道德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关注点既否定地又肯定地被展现在我们面前。否定的方面既表现在黑格尔追随者中的精英“批判性地”崇拜所代表的大师道德上，又表现在基督教的顺从所神圣化的奴役道德上；肯定的方面则表现为坚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实践环境对于人性发展的重要性的理论。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同意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nridHolbach）“对人来说，人类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观念的基本原则。此外，马克思在解释爱尔维修（C。A。Helvetius）时写道：“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②

为了弥补黑格尔哲学中的缺陷，青年黑格尔派转而支持一种道德学说，而这种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正是“体系”自身的逻辑结论：因为现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运动，这种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成了束缚个体的活动和思想的原因。为了改变世界，对意识做一个完全的转变是必须的。在坚信创造性的意识的巨大作用方面，最坚决的代表是麦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他那本古怪的书——《自我及所有》（DerEinxigeuum，1845）——向一切哲学、宗教信仰及道德的和政治的学说提出了挑战，主张一种否认除了作者本身的自我之外的一切现实存在的虚无主义。在这本书的最后，施蒂纳狂妄地宣布：“我在虚无之中找到了我的原因。”①

施蒂纳的书受到了相当的欢迎，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有必要针对它写一本长篇幅的小册子。后来，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没有出版商，这些被遗弃的手稿最终受到了“老鼠的牙齿的批判”。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发现了它的主要作者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最清晰、最系统的表述。②同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想通过否定人的意识的自主性或创造性活动来实现与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人的思想活动的各种表现被说成“从物质行为直接发出的”。马克思把这一观点归纳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1859年，当回顾自己1844～1845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研究成果时，马克思再次使用了措辞与之稍微不同的话。④

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马克思——正如他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的跋里所宣称的那样——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是否只乐于把在黑格尔那里“用头立地”的辩证法倒转过来，使其“用脚立地”?除了拆除黑格尔和他的弟子建立的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伊壁鸠鲁反对宗教迷信的自我意识）的支柱的基座之外，马克思是否取得了更多的成就?除了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取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外，马克思还做了什么?

1873年的跋似乎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确切的答案，然而，提供答案的不是马克思，而是一位俄国评论家。马克思引用了这位俄国评论家对其《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的解释，并表示了认可。对眼下的问题，这段有些长的引文里的一句话得出了一个宿命论般的结论。对这位评论家而言，也因此可以推出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①马克思在这段引文后面又加了下面一段话，似乎表示他的目的就在于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取代黑格尔的泛理主义：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也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

4。历史的偶然——道德的必然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学说似乎由于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受到破坏：一方面，他指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崩溃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把促进人类状况发生根本转变的社会革命看作承担着特殊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的个体的成就。例如，马克思曾这样写道：“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①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②。资本主义引起了对它自身的否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③。然而，我们同样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看到：“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换句话说，“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⑤。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历史的必然性，或许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经常引发分歧的问题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如前所述，第一个触及这一问题的是伯恩施坦。他认为自己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中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snare）。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不啻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支持者争论的焦点。

在上面的引文中，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强烈的宿命论观点，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对被赋予（被谁?）一种“历史使命”的受压迫阶级的“历史主动性”的绝对信心结合了起来。如果不违背马克思天才的

基本一致性，不以他所说的隐微教诲（esotericism）为基础，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能否统一起来?之前，人们从来没有从这一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相反，马克思的教诲永远受制于最为牵强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模仿，相应的文本肯定也被用来支持关于他的著作的充满分歧的这种或那种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协调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观点（马克思确信他已经证明了，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与另一种观念，即认为政治革命是以道德要求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意识提出的无比英勇的任务，也就是“绝对命令”①?摆脱这种困境最容易因而也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放弃其中一方：或者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或者把它看作一种政治运动的学说。这正是伯恩施坦在阐述自己修正的社会主义观点时的做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最终崩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伯恩施坦有必要把革命斗争——马克思曾把它同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联系起来——转变为对政治的和经济的状况进行改良的政治活动。这些改良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伯恩施坦之后，马克思“危机理论”（Zusammenbruchstheorie）的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山。在所有试图维护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努力中，罗莎·卢森堡最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她的理论性著作——《资本的积累》——既有重建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唯物主义基础的艰苦努力，又有对早于或晚于马克思的教条规定的界限之前。①

尽管她的著作中不乏天才的思想，但罗莎·卢森堡未能得出马克思的道德的一致的观点。不过，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她为寻求经济决定论和无产阶级自发性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的统一所做的努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理论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似乎只是对她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而已。正是因为这些理论家虽可作为价值的标准却不具有丝毫真正的效力，罗莎·卢森堡的生命和著作才象征了迄今为止反对对马克思思想的宿命论解释的唯一的、有目的的尝试。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击者和受害人，罗莎·卢森堡获得了一个“启示”:她不仅意识到社会主义不是必然的，而且意识到“历史必然性”可能造成一种恰好威胁人类生存的混乱。无产阶级应该在决定性的时刻成为“历史主动性”的创立者。她第一个加入了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并领会了行为方式和抽象目标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一次，她显得比列宁更具洞察力。列宁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时已经太晚了。②从马克思思想的字面意义上讲，尽管不如乔治士·索列尔虔诚，但罗莎·卢森堡提出了一个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这对解决工人运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③

1926年，亨利·德曼（HenrideMan）借着“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然而，他强调自己批评的目标不是马克思的人格，而是他的著作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缺少社会主义的道德诱因。①德曼认为，马克思故意放弃了他对经济学原因的继续研究，即对工人运动的客观原因的考察，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德曼看来，马克思有意地抑制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动机的论述，甚至在“压抑”自己的道德情绪方面走得更远。简而言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对道德驱动进行“抑制”的结果，而非其直接表现。②

悉尼·胡克（SidneyHook）考察的是马克思思想的道德方面，但没有从现代心理学理论的角度事先假定它的“退化”。由于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假定与将其冠之的实用主义原则协调起来，胡克的著作显得与众不同。在谈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时，胡克说：

共产主义不是在事物的本性中注定要实现的某个东西；但是，如果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共产主义会提供走出资本主义造成的困境的唯一道路，尽管资本主义拥有丰富的财富，并能为工人提供丰裕的社会生活。马克思真正要说的是：或者这样（共产主义），或者什么也不是（野蛮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源自分离（disjun）的事实，而主观性则源自这样的事实，即它是被选择的，而不是等于零。通常，对分离的事实的认识伴随着对共产主义的约束。但是这种联系并非必要，它甚至还不如牛奶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这样的知识更能促使一个人去喝牛奶。一个人也许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过去历史的分析，但这并不会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思想家从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有的甚至更早些。只有当一个人接受了分离的第一个条件——这是心理活动和（如果你愿意）道德活动，他才配得上这个称号……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在革命行动中实现了自身。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现实的方法。①

我万分惊讶、彻底痴狂了!我有一位前辈，他当真是一位前辈!以前我对斯宾诺莎一无所知，今天我对他的发现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我们不仅有共同的基本倾向——使知识变成威力无比的热情，而且我也在他的学说的五个本质之处发现了我自己的影子。这位另类而孤独的思想家在这些方面与我最为相似：

他拒绝意志的自由，终极性，普遍的道德秩序，无私，罪恶。毋庸置疑，我们的差异也是如此之大。但从根本上讲，这是我们的时代、科学和文化的差异的结果。①

马克思很厌恶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教式的表达方式，坚决避免在自己的著作中纯抽象地、神秘地谈论“公正”“义务”“道德”等经常被其他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滥用的措辞。②然而，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目标却依赖于某种价值判断。他之所以谴责这一“现代神话”，是因为它为伪公平和伪道德提供了遮羞布。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