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道德（第3页）

马克思思想中或许可以被称为“矛盾情绪”的例子，是他为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在序言中，马克思对后来他的著作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最简练的说明。在首次勾勒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之后，马克思写道，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最后，他自信地总结道：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把上面谈到的矛盾同这段话或者同许多从这里引用的其他引文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来临既看作一种经济上的偶然性，也看作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当他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时，马克思理性而有根据的预言仅仅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以及对现实冲突的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导师，亲自参加了这场使社会的两大阶级陷入相互对立的冲突。他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预言，不比一个基于一种道德的信念和倾向，并以特定的物质、经济和历史等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完全颠覆现存社会和铸就“社会的人性”成为可能）为现实基础的理性推论更具科学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十”）。换句话说，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述属于某种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为了变得“客观”而要求积极的参与和道德的承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如果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现代无产阶级——它的历史地位加速了社会主义的来临——有通过努力掌握人性之尊严的勇气，采取行动并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将会变成现实。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到那个既实现了它自身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并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了它自身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运动将会是什么样的?

马克思从反对普鲁士对“科学的主动性”的扼杀开始了他的自我评论，正是这种扼杀使得“德国精神”只有在流亡中才得以实现。他继续说道：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作的正面的叙述……和他所作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1）货币的发展；（2）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步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的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①

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关于马克思毕生事业的这段明显的讽刺性判断其实是真正的“自我批评”。作为一位天生的斗士，马克思感觉到了同一切人类的一致。在他之前，这种感觉只有很少的思想家体验过。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的远见，绝没有模糊他对不容乐观的现实的直接观察。这种让人沮丧的现实预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即我们终极选择的第二个条件。因此，马克思支持这项事业：它的胜利不具有必然性，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它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残酷的命运所能给予无产阶级的唯一机会。

我们在马克思关于战斗性的认识方法中，发现了证明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①

没有任何一处表述能够比这段文字更清楚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了。因此，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它既是探究历史发展的一切领域的方法，也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学说；既是理解历史的工具，也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手段。②

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使我们对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做出非常科学的分析。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它寻求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行为原则，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尽管过去的历史现象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但在道德领域，为了达到未来目标所直接

使用的手段是可以选择的：从心理学上讲，目标和手段必须统一于革命实践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世界和人类必须同时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

5。革命实践

革命实践的心理方面大体上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的那些方面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都是由一个特定目标决定的。那么，目标的实现就伴随着一个活跃精神运动机制的过程，它将逐渐暴露新的事实的各个要素。因此，目标的具体实施是与之有机相连的手段选择的临界因子。“真正聪明的行为是对目标的追求先于对手段的发现”②，让·皮亚杰（Jea）写道（他的心理学研究大大巩固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地位）。在（智力的）初级阶段，手段和目的之间几乎没有差别。手段的选择带有很大偶然性，行动也没有丝毫的目的性。“（至于）感情通过赋予目标以价值而支配行动……为行动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动力，虽然这一行动也具有了知识的形式。”③

革命实践通过不断完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来表现自己的道德特征。我们把这种相关的机制引入社会行为的领域是合理的，因为它就存在于最基本的真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劳动过程的一个一般描述中讨论了它的本性。劳动是同自然交换的活动。当人类为了改变自然而按自然规律办事时，他也通过发展自身与生俱来的潜能和使自身本能的互动受制于有意识的自律而改变了自己的天性。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劳动，即“人类生活的永恒的条件”，因此也是“一切社会形态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他把人类的劳动比喻成蜘蛛或蜜蜂的活动，指出在对蜂房的建造上，蜜蜂使许多人类的建筑师感到羞愧：

人的劳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②。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说过，人是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的。“他的行为是由他是什么以及他的期望的心理映像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人能够自主的根源，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动物“缺乏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这些表现方式”③。黑格尔还写道：“人要想成为人，就必须创造出他自己。”当然，他马上又补充道：“他必须自己战胜一切，因为他是精神。”④黑格尔通过对目标的自主选择，把关于人的自主性的命题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学说。在这个迷惑性的幻象中，个体和人类只不过是一个无形的实体，即绝对精神的体现。

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某些影响，马克思也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这位老师留给他的是一条已经清除了一切道德的历史道路，使他树立了对历史结果的合理性的信念。然而，马克思再三强调，这只是他辩证法中最不重要的方面。在反对黑格尔的先验论中，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造性，意识到它作为理解历史发展的工具的价值和作为“自觉地参加……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①的价值。

革命行为、手段和目标之间的有机联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类实践的主要特征——可以被说成理想的目标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之间的基本关系。为了指明为实现新的人类共同体而奋斗的社会运动和目标本身，即社会的人类②，马克思用了“社会主义”一词。该词也阐明了在特定手段的选择和应用中扮演着整体的角色的目标。

马克思采用革命手段的坚决态度同他所反对的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的"现实政治"看起来没什么区别。③拉萨尔把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当作死敌，并与俾斯麦组成了一个策略性的同盟来反对自由主义者。此外，作为德国第一个工人组织的创建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革命行动内在的辩证矛盾”④了。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拉萨尔就革命的目标和手段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直到今天，这甚至都是对这一问题最清楚的、最有影响的分析。他写道，革命运动的动力来自“**”，来自对某种思想的无限威力的信仰。这就意味着革命群众忽视了实现他们的理想的手段和困难，他们对可资利用的实际手段从何而来完全无知。然而，任何革命，如果只用自己无限的**去换取现实的理智，都注定失败。只有协调好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才能克服这一困难：

“历史唯物主义”——与他的这一历史观的叫法相比，马克思更多地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创者——是一种对历史经验进行因果分析的方法，也是对人类主动性的呼吁，即对这场“自编自演的戏剧的主体”②的呼吁。过去事物的“历史必然性”似乎带有些许宿命论的色彩，揭示这些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规律需要对历史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据历史的道德唯物主义学说的原理，这种关于现在或未来的“必然性”必然导向目标的最终实现。法国社会主义者查理·安德勒（dler）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方面，认为人类终止相互之间的对抗状态“不是某种必然性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人类不想走向毁灭；历史唯物主义对他们想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很有吸引力。它使得思想趋向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趋向于被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①。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方面一点也不矛盾：它们为革命实践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基础，证明了人类的解放依赖于特殊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社会的物质条件曾凌驾于人类之上，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物统治人的至上地位将被人对物质条件的支配取代。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在物质条件里的客观可能性，同一个将由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来完成的道德任务联系了起来。这一任务“需要的条件”，在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②，

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主要的唯物主义者为马克思实用的伦理学提供了灵感。因此，当与他同时代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Weseentums，1841）、《未来哲学原理》（GrundsatzederPhilosophiederZukunft，1843）或者《宗教的本质》（DasWesenderReligion，1845）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对其进行注解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之苛刻令人异常惊讶。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是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③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像马克思的那样，是行动的而不是沉思的学说：

对彼岸世界的否定意味着对此岸世界的接受；对来生的更美好的生活的否定意味着对今世的美好生活的要求；因此，这种更美好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义务和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绝不是一个没有结果和毫无价值的目标。这里无疑存在一些人拥有一切而其他人一无所有的明显不公……能够从眼下人类生活中的这些不公和苦难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改变这些罪恶的意志和努力，而不是对一个毫无意义的彼岸世界的信仰—个允许这些罪恶在此岸世界继续存在下去的信仰。①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精神传统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达。

马克思赞同关于原初的美好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及人类智力水平、人类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和人类合理平等地要求快乐的权利。更有甚者，马克思从这些前提出发，推出了下面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