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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道德（第1页）

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道德

1。克尔凯郭尔、尼采、马克思

19世纪的欧洲提供的绝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背景。这个计划就是为先进工业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为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理性和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简而言之，人们为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对其中的某些尝试很感兴趣。这恰恰雄辩地证明了，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发现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或者给我们的生命以理性的模式，和在人类自己创造却又逃脱人类控制的世界建立和谐的可行的原则。由于没有或者未觉察到自己的“真理的传道者”（apostlesoftruth），20世纪不得不发掘先行者的精神遗产。

19世纪的三位天才思想家，即一系列有力的道德思想（message）的作者，在今天人们的道德意识深处仍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生活于同一时代却又互不相识的克尔凯郭尔（S-aard）、卡尔·马克思和尼采（Friedriietzsche），可以说是他们那个时代严厉而无私的裁判者。他们期望那个时代能够完成定位于现代新目标的前无古人的任务。他们每个人在其学术生涯的一开始都遇到了同一个对象，即黑格尔“体系”。这显然对其思想的渐趋成熟至关重要。在每个人那里，这种遭遇都使黑格尔和他的弟子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世界观，一种对人类现实存在和未来命运的批判观点。抛弃这个令人失望的思想家，也就是他们以前的导师，有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智慧道路。为了认识到如何不去想、如何不生存，他们需要黑格尔。尽管他们关于人与社会、过去与未来的观点根本不同，尽管他们关于人类存在的现实的解释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但他们与黑格尔潜在的对立却基于同样的判断：在黑格尔所说的变成哲学（PhilosophiedesWerdens）那里，他们很容易地发现了一种僵化的和停滞的学说。这一学说谴责人们平静、自觉地服从历史命运的束缚，而这个历史命运的神谕就是黑格尔“体系”。命运指导有意识的人，驱使无意志的人。①这三位批判者被赋予了一种能力：消除阻碍他们认识丰富多彩、运动不息的世界的对黑格尔体系的膜拜，并不加掩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华丽与它的可怜是并存的。根据各自的天赋和性格，他们三人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参与到正站在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的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斗争中来。

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的批评。在主要著作《非科学的结语》（theAfsluttendeuvideer-skrifttildePhilosophiskeSmuler，1846）中，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思想丝毫没有道德的原罪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位杰出的丹麦神学家和学者而言，黑格尔总的过错存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尽管黑格尔谈到过程，但是他并没有从‘变成’的观点出发理解历史。在与过去相联系的想象的帮助下，他从最终（finalit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它，排除了所有‘变成’。”①真正的“变成”（werden）是对自己世界的未来发问的人们的现代行为；然而，这些渴望得到指导的、好问的人并不会从黑格尔那里找到答案。黑格尔只能教给他们“什么是过去的和完成的”。显然，这并不能让现实的人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是自身的现实存在问题，而不是对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理解。“黑格尔哲学没有界定它与现实的个人的关系，忽视了道德，因此混淆了存在。”②

针对黑格尔把基督教的问题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话题，克尔凯郭尔做了严肃的批评。对于真正的基督教教徒来说，他自己的存在的信息是令人怀疑的。似乎有点奇怪的是，克尔凯郭尔明显同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位“嘲笑者”攻击基督教，同时非常令人信服地阐述它。克尔凯郭尔认为，阅读他的作品甚至是一种快乐。③费尔巴哈把宗教徒的异化斥为一种贫困，克尔凯郭尔却把这看成基督教真正的美德，并劝诫基督徒仿效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DasWeseentums，1841）中的陈述。那些自我标榜为基督徒的人应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回归到其本身”（dietotheself）。同费尔巴哈一样，克尔凯郭尔承认，官方基督教不同于《新约》的基督教，正如方的不同于圆的一样。尽管费尔巴哈谴责了冒牌的救世主，但克尔凯郭尔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伦理道德的唯一假定。

以前任何试图摧毁基督教的针对教会和教徒的攻击，都远远没有克尔凯郭尔为了拯救基督教而对它展开的抨击更为激烈。他企图成为一个“真理的见证人”。也就是对他来说，真理完全是一件“可以用心来感觉到内部的事情”。他甚至成为一个在“现存秩序中”可能受到指责的人。①因此，直到今天，克尔凯郭尔在学术思辨圈里仍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论的话题。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既不想建立一个新的哲学学派，也不想建立新的伦理规范，他只是把对救世主的模仿假定为高贵生活的尺度。此外，由于对语言的天才的掌握，克尔凯郭尔还成功地给所有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注入了活力：理想和现实存在之间的缓冲带。②

黑格尔这颗耀眼的明星的光彩还没有完全从俾斯麦式德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消退，尼采就向西方世界发起了第一次进攻。他呼吁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同时摒弃资产阶级文明的残余。尼采很早就受到了阿瑟·叔本华（ArthurShauer）的影响。叔本华是第一个揭穿“黑格尔的滑稽表演”的哲学家，也是在欧洲倡导佛教克己和怜悯教义的第一人。然而，尼采从他最早的导师那里学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正如他在写给欧文·罗德（ErwinRohde）的信中所说的：“完全激进的制度在这里对真理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从这里看，不可能出现真正革命的东西。”①当时，他正准备创造真理和承担哲学家立法者的角色。尼采在他最出色的论文集《历史之用途与滥用》（VomNutzenundNachtheilderGeschichtefürdasLeben，1874）中，抨击了“历史相对论”这一他那个时代的弊病，并对黑格尔做了尖刻的批评：

以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就是被轻蔑地称为上帝对地球的逗留——尽管上帝首先是由历史创造的。它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透明和触手可及，并且通过所有可能的辩证的途径上升为表现自己：对黑格尔来说，世界过程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他自己的体系存在中交汇了。②

对历史的崇拜意味着对既定事实的逆来顺受，以及对存在的一切和现有权力的机械服从。尼采把这种崇拜斥责为一种新的神话，反对它的牧师们向“历史的力量”献上牺牲。他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与黑格尔的不同，并将为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服务。对尼采而言，历史事实应该反映出对世界的评价；历史学家应该既是过去的裁判者，又是未来的铸就者。此后，历史将不再是对过去的追忆，也不再是冷静的思索，而是对未来的挑战，对行动的呼吁：人类必须立即停止对新世界的白日梦，并开始征服它!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将是奥林匹亚人（Olympianman）的世界，是特殊个人的世界。大众的历史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新纪元：人天生被赋予天才的启蒙思想和不屈的意志，最终走向被上帝的灵光护佑的恺撒们创造的历史。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反对未能满足他们对创造性表达的渴望的黑格尔体系，并为达到他们所希望的人类的理想选择了不同的道路。①由于伦理道德的缺乏，作为一种自由哲学的黑格尔的变成（being）哲学显得如此单薄。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思都发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黑格尔哲学的不足，克尔凯郭尔主张一种对救世主的模仿，尼采则为效法恺撒而呼喊。马克思的使命却是为产生于勇于向朱庇特②挑战的普罗米修斯之映像的人类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马克思的人格和著作在今天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争论，比其他任何人或同类著作都要多。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忠诚的护卫者逝世后不久，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就爆发了。随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和他建立的那些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原则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经济和社会斗争中，这些理论和原则也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持续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他的敬慕者对他的崇拜是多么虔诚，也不管他的诽谤者对他的攻击是多么残忍，马克思的人格和学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具有权威性的阐述。①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一套经济理论，还是关于革命或改良的政治行为的学说?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存在，它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是平行的还是附带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元论者，还是多元论者?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还是非人道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是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扩展到了所有的科学学科，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甚至伦理学?我们的难题是如何调和那些依据马克思原著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事实上，我们似乎有理由断定，朝这个方向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更有甚者，这还会导致一些新的解释，从而徒增“马克思主义”的数量并引发关于现存意识形态的混乱的争论。

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统一的理解的唯一方法是，识别并揭示马克思许多政治行为和理论努力的基本灵感和定位。我们必须从他的学术框架及其运行背景中概括出核心推动力，即主旨。

马克思的天才、开创性和独特性，完全得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从自身人格的深处探寻并发现了自己学说的要素。这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伟大意义的真正的钥匙。

2。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感人的讲话。在讲话中，恩格斯勾勒了他一生的朋友的精神肖像，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讲话蕴含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萌芽，也蕴含了一个思想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这一思想的膨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混乱：人们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思想的正统代表。那么，恩格斯是如何评论马克思的呢?他首先概括了马克思作为《资本论》的作者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赞扬了他朋友的“两大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接下来又对作为国际宣传者的马克思表达了敬意——与“甚至还不是半个人”的“科学人”相对的“革命者”①。恩格斯将其归因于马克思的“双重人格”。因此可以说，作为马克思长达四十年的亲密伙伴，恩格斯大概想称赞他最好的朋友天赋的全面和丰富，但没有看到把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同革命分离可能带来的危害。因为如果他的“两个心灵”（twosouls）得以完美地协调，这里显然就不存在浮士德之谜了。

作为马克思遗嘱的执行人，恩格斯一直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奉献着自己的力量，直到他1895年去世。他是一位机敏的导师，不仅提供坚定的忠告和鼓励，一旦有必要，他总是给出自己的解释并对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含混不清的倾向加以根本纠正。正是因为他的努力，马克思的人格和著作才能在敌人的诽谤和扭曲中得以维护，恩格斯的著作也往往被看作马克思学说的正统延续。

然而，恩格斯逝世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经由恩格斯的直接继承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的发动，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以“修正主义”的形式爆发了。伯恩施坦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学说最易受攻击的一点：它的二元论。他试图“系统地”把他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纯科学”同它的“应用方面”相分离①，主张对后者必须采取一种批判性的修正。伯恩施坦强调，马克思的政治错误源自他理论的根本缺陷，即从黑格尔那里引入的辩证法。②通过引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或者必要时引用恩格斯的著作，伯恩施坦表面上很容易证明马克思自身的矛盾，从而证明他把革命的因素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剔除的行为是合理的。

尽管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反驳，也受到了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和罗莎·卢森堡的严肃抨击，但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更晚些，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影响。③罗莎·卢森堡运用足够隐晦的语言，指责伯恩施坦的观点，即理论化，应该是“学术精英”的事情。“现代劳工运动的整个力量源自理论知识的支持……”她写道，“只有当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把锐利而可靠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器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机会主义的潮流，才会烟消云散……数量将会做到这一点!”④

对考茨基来说，他只是针对伯恩施坦宣称自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总的二元论，做了很皮毛的批评。考茨基反驳说，这个二元论只是伯恩施坦纯粹的臆造，马克思的价值在于促使了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度”结合。换句话说，马克思给了社会主义一个科学的基础。然而，罗莎·卢森堡深切地觉察到了马克思的“二元论”，仅仅是指“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①，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挑起的这场争论也在其他国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中掀起了一股潮流。在法国，伯恩施坦的努力很快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复归”②，受到乔治士·索列尔的欢迎。无独有偶，索列尔也试图阐明马克思理论“二元的”方面，引起人们对隐藏在“二元论”下的目的的关注：革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能避免“社会的神话”。马克思对作为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阐述，不是以一位批判的历史学家的语气，而是以一个激进主义分子的语气论述的。③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rturoLabriola）虽然反对马克思这位经济学家创造的没有结果的经济形而上学，然而却强调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考察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权威性的研究方法”④的创造者的重要性。同索列尔一样，拉布里奥拉也把革命的工团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真正延续。

20世纪早期，列宁把同修正主义论战的俄国版本用在首次反对孟什维克的理论斗争之中。除了俄国国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广泛的斗争之外，列宁还不得不面对来自罗莎·卢森堡的尖锐的批评。①随着这些对马克思思想真正意义的讨论的加强和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位名字被人们用来命名现代最普遍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思想家的肖像周围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雾团。马克思预言性的启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被理解。由于敌人的回避和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激起了最有争议性的阐释。

这种情况也许恰好可以证明马克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从那些他的思想最初设定的人的态度判断，马克思绝不会比今天更缺乏生命力。只要关于他的思想遗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还在被大总管（prodomo）引导，也就是说，只要这场争论仅仅局限于跟受剥削群众的斗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专家”之间，受剥削群众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仍浑然无知，其斗争也只是停留在为自己肉体的安全而斗争的层面上，对于马克思的基本的呼吁来说，世界无产阶级就是无关紧要的。

不管人们是反对马克思思想中存在二元论的观点，还是为了调和内在的矛盾而把二元论归纳为一种理论上的分歧，关于马克思的这场争论都源于对他的毕生事业的早先解释所导致的基本误读。恩格斯对他朋友的人格做这种尖锐而武断的剖析，显然是缺乏远见的。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人，并不是“半个人”;首先，他是一位革命者。那么，马克思不是一位革命理论家吗?他是否把革命的意义更多地归功于某个人技术上的发明，比如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MarcelDeprez），而不是他自己的科学“发现”?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的贡献不如他作为《莱茵报》（Rheiung）的主编，或者作为《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或者甚至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促成者所做的贡献大吗?赋予在马克思逝世三天后，他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墓前发表的一篇讲话过多的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它仅仅为我们窥见恩格斯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在这里，恩格斯通过对马克思各种荣誉头衔的模糊描述，基本概括了他朋友的人格。尽管恩格斯很有才华，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伟大的才华，恩格斯缺少了那种可能使他发现曾经点亮了马克思革命生涯的那份天赋的特殊的直觉。①

解决马克思学说明显的二元论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对把真正的创造性看作他的天才的特征的理解。如果我们选择在对马克思理论传统的解释方法——一种不做任何分析却试图证明一切的方法——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将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必须参考马克思的著作，并借此领会他人格的独特性。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自己仅仅局限于理论命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一套推测性学说的人为论述，我们应该试着走近并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人，一位诗人般的社会科学的天才。

较之其他著作，马克思更多是在他自传式的叙述中道出了自己工作的定位和灵感。例如，我们发现，在与别人的通信中，马克思曾多次提及激励他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因素。下面的引文摘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准备工作结束后不久，写给一位朋友的信：

那么，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