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丹麦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在丹麦历史上,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从欧洲其他国家传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在丹麦产生了强大的反响。它为丹麦的浪漫主义画了一个句号,使丹麦人从梦想境界进入了现实境界。凭着几个著名人物和特殊天才的力量来反对遍是愚昧冷酷的社会的时代结束了,开始了全民奋起创造光明前途的新时代。这就需要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担此重任。人们逐渐明白了格龙维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的意思,并接受他的主张,力图实现他的理想。格龙维本人也频繁地出入于大学讲坛和民众集会,向有志此道的青年人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许多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创办者这时也与格龙维进一步建立联系。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在丹麦开始了,使独特的丹麦民众教育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及其思想
格龙维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理想,最先在南亚特兰的罗定村实现,这就是罗定民众高等学校(RoddingFolkHighSchool)。它是丹麦最早的民众高等学校。
亚特兰南部是当时丹麦与德国的交界处,丹麦文化与德国文化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异常激烈。拥护丹麦文化的人认为,要使农民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种国家本位的教育,用丹麦语作启导工具,就如格龙维所主张的那样。
在西斯列士韦,有几个教士和农民倾心于格龙维的思想,又受到第一个创办自由学校者科尔德(Kold)的指导,便立志要开办一所民众高等学校。他们于1842年1月开办民众高等学校,并公开募捐。1842年11月,西斯列士韦举行人民大会。会上,劳伦正(H。N。Lorenzen)发表关于使用丹麦语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忱,从而使连格龙维早年的神学反对者克劳森所领导的哥本哈根自由党人也对使用丹麦语和通过民众高等学校来保卫边境上的丹麦文化深表赞同。
弗洛(ChristiaFlor)直接领导了丹麦的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即罗定民众高等学校的成立。他从1826年起,在基尔大学任丹麦文教授,深受格龙维著作的影响。1829年以后,他与格龙维相识,并成了好友。弗洛是一个机智果敢、有领袖风度的人,知道怎样把民族运动中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以促进民众高等学校计划的推行。在1843年斯康林斯班根爱国人民大会之后,他便巧妙地利用克劳森领导的扶助会的支持而成立了旨在推行丹麦国家理想的西斯列士韦人民联合会。弗洛向该会发表他所拟订的民众高等学校计划,取得一致赞同,当即委派7人组成校董事会,并推举他为主席。在这个董事会里,早在1842年就立志要办民众高等学校的所谓“格龙维派”虽只占有一个名额,不过,弗洛要求有关民众高等学校的一切事务都必须按照格龙维的原则来办理。
他们从哥本哈根的扶助会那里得到一笔借款,在南亚特兰的罗定村买了一处房屋,作为拟办的民众高等学校的校舍。1844年6月,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表示同意设校计划,准许开办,董事会便将由弗洛起草的民众高等学校计划印刷发行。这个计划宣称:“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学校:要使所有民众都获得有用而又有趣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教育,不是为了掌握具体操作技术,而是为了使他们作为民族之子和国家公民。我们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如同对他们的公共生活与社会生活一样,都有一种良好的影响。我们称它为高等学校,是因为它与普通的儿童学校不同,它是收受那些过了浸信礼年龄的青年和成人的教育机构。我们称它为民众高等学校,是因为它收受各行各业的人,尽管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青年将在此学得能够以清新和健康的人格明智地思考,正确地说话和书写。”[8]这个计划还规定了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安排。在校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有3名必须从农民中选任。学校首先只聘两名教师,待财力充足后再增聘。学校所开设的科目有:丹麦文与丹麦文学、历史、公民、算术、地理、图画、测量、德文、瑞典文、自然科学、唱歌和体操等。学制两年,每半年为一学程。全部免交学费,但须缴纳膳宿费,每年160克朗。
罗定民众高等学校于1844年11月7日正式开学。当时有学生20人。首任校长为威格纳(JohanWegener)。最初只有一个助教,后来包尔生(Poulsen)博士加入了。包尔生担任物理、化学、地质、地理等学科的教学。包尔生还为学校创办了一个试验农场和菜园,一个实验室和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继罗定民众高等学校之后,又有多所民众高等学校在丹麦国内建立。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在几个思想激进、与格龙维有着相同观念的先驱者直接参与组织下,冲破外界的重重阻力与内部的种种困难而创立的。因为当时的外部政治氛围并不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大部分丹麦人并不了解民众高等学校为何物,所以这些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存土壤和环境,必须寻找自己生存的理由。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集中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
(一)教学对象以农村民众为主
虽说按照格龙维的思想,民众高等学校是农民、市民、商人等多种成分的平民学校。但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都建立在相对比较偏僻的农村。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当时这些农村地区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右派政治势力相对比较薄弱,而这里的农民的思想相对又比较空虚,易于先入为主。这种环境最适于民众高等学校的生存,并有利于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传播。
第二,这些地区接受格龙维思想的人较多,也是格龙维经常演讲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开设民众高等学校易于招收学生,也容易收取费用,可以得到当地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的帮助。
第三,在经济上,把学校设在农村,购买土地、建造校舍或购置校舍花费较少。
(二)教学目的是给成年人以基本的教育
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依据格龙维倡导的“生活启导”“民众启蒙”的思想,来确定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的。学校要教给学生的不是那种作为农民、市民从事某种职业的专门知识与技术,而是那种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认识人生、更好地生活的知识。虽然这种目的是很抽象的,但它明确地规定了民众高等学校不是职业性的,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要期盼能学到如何种西红柿、如何经营农场等具体的知识。根据民众高等学校所设课程以及格龙维的思想,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目的是:
掌握生活中必需的工具,例如丹麦语、丹麦文学等。
培养民族思想,即丹麦的民族感、使命感,例如学习丹麦史、世界史等。
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精神,例如唱歌、体操等。
民众高等学校创办之初就明确了它是成人性的。它游离于传统的教育系统之外,既不是初等教育,也不是中等教育,而是成人教育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对入学年龄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受过洗礼的人(在宗教上,称受过洗礼的人为成年人),一般在18岁以上。
(三)教学内容突出历史、国语和唱歌
为了达到激活民众的生活热情,培养民众的民族感和开启民众的创造性的理想,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包括三大科目:(1)历史,(2)丹麦语,(3)唱歌。历史又包括世界史和丹麦史。通过世界史的学习了解,学生可以领悟到人类生活的真谛,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任务,进而激发他们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热情。通过丹麦史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比今日的丹麦社会现状,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努力地工作,再创丹麦昔日的辉煌。丹麦语是丹麦民族的语言,只有掌握这种语言,才能与更广泛的民众交流,才能更好地生活。唱歌是激**感、表达内心世界的工具,是启发民智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四)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
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受到了政府的资助。在1849年宪法开始生效后,《农民之友》杂志的主编曾要求政府提高资助的数量。但是,政府以设立民众高等学校考试为条件,这遭到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增加考试不符合民众高等学校的精神本质,因为民众高等学校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特殊的商业性质的教育,而是激发人内心的潜质。但是,这种观点又遭到了另一派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提供给丹麦农民一种农业技术教育是民众高等学校的首要目的。伴随着这种争论,他们要求政府停止给予民众高等学校任何形式的资助,应该给技术学校以单独的资助。
在两派争论之时,一个有影响的前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领袖人物泰斯杜夫(EdwandTesdorph)站出来说:“启导年青一代,发展他们的精神比任何教育都重要,因为这能影响整个民族;民众高等学校在过去和今天已经成功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相信在将来也会比今天做得更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它,更不能停止对它的资助。”这个权威人物的言论,在政府制定资助的政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于是丹麦政府决定继续给予民众高等学校以资助。
二、民众高等学校及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伴随着丹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它与丹麦社会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的。社会的发展要求民众高等学校适应其步伐,使得民众高等学校必须调整自身的结构,以便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同时,民众高等学校的办学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它通过对民众的启导和精神的激发,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鼓起了民众生活和工作的热情,进而促进了丹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1864年,为了争夺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出兵丹麦,西欧各国旁观不动。丹麦孤立无援地抵抗普奥联军的进攻,结果遭到失败。丹麦不得不放弃了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利,将石勒苏益格割让给普鲁士,将霍尔斯泰因割让给奥地利。这次战争给丹麦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但却将丹麦逼上了自我强盛之路。这场战争不但没有摧垮丹麦人民的精神,反而激发了丹麦人民奋发向上的**。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在此时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在激发民众精神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它自身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繁荣。此期间被称为“丹麦高等学校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