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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格龙维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二节格龙维的教育思想

在19世纪的丹麦，格龙维（NikolajFrederikSeverinGrundtvig，1783—1872）是政治家兼国民领袖，又是宗教改革家，还是诗人、学者、哲学家和教育家。尤其是他构想的民众高等学校对丹麦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被誉为“民众高等学校之父”。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格龙维1783年9月8日出生于丹麦西南部的乌德拜。幼年时代，他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丹麦的衰败，于是立志要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

1792年，格龙维进入亚特兰中部的泰尔哥德中学。1798年，他转至阿赫斯大教堂学校。1800年，格龙维入哥本哈根大学，并于1803年获初级学位毕业。

大学毕业后，格龙维来到朗格兰岛埃格洛克庄园任教。在这期间，他苦读当时在德国崛起的理念性著作，尤其是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F。W。J。Sg）的作品。终于，在这些思想与北欧神话的**处，格龙维找到了认识和驾驭自己人生的契机。

格龙维决心从事文学事业，并于1808年回到哥本哈根，把口传的北欧荒古原人的奇闻轶事整理成书，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SavianMythology），该书出版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810年春，格龙维的父亲要求他回乌德拜当牧师，但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在哥本哈根自谋发展。作为任职前的考试项目之一，格龙维于1810年3月做了一场见习布道。这次布道于两个月以后以《为什么在数学里听不到福音？》为题发表。这对当时的布道不啻是当头一棒。哥本哈根的牧师们群起到教会法庭控诉，格龙维不得已而接受惩戒，在教会任职的申请也随之落空。

在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格龙维不得不于1810年圣诞前夕回到家乡乌德拜。在这里，他父亲为他申请到了牧师职位，并于1811年5月受职。格龙维以极大的热情履行他的职责，并仍致力于写作。他于1812年出版《世界编年史简明概念》和《诺斯基尔德诗篇》（RoskildeRhyme）。这两本著作都着力于描绘上帝的统治和先人的成就，旨在以此振兴教会和人民。

1813年1月，格龙维的父亲去世，他的牧师职位也随之旁落。他只好回到哥本哈根，间接地开展他理想中的事业，于1816年出版《圣经布道》（Biblis）。因为不能谋得教职，格龙维就潜心于历史方面的研究。1817年，他出版《世界编年史展望》，盛赞路德时代。他还翻译了英文英雄史诗《丹尼韦克》（Danevirke），发表了诸如《复活节的百合节》（TheEasterLily）等诗歌、剧本，以及大量有关哲学和历史的论文。这一时期奠定了格龙维后来事业的基石，他的“丹麦魂”“民智”“人民精神”“活的语言”等概念，均发端于此。

从1818年起，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Ⅵ）开始每年资助格龙维600克朗。这使他得以娶布里切尔（LiseBlicher）为妻，并养儿育女。1822年秋，他获得了哥本哈根基督教耶稣教堂的牧师职位。

1823—1824年，格龙维由于获得了新的活力，创作了长达312节的诗歌《充满生机的大地是新年的黎明》（TheLandoftheLivingareNewYearsMorn），又在1824年的圣诞节出版了《欧，再次欢迎您》（O，WeleAgain）。在这些著作中，格龙维展示了他的关于优秀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独到见解，认为语言与内容并非通常所说的彼此分离，而是相互融合的。

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使格龙维在其新的人生观上走在时代的前列。1825年，青年神学家克劳森（H。N。）出版了《教会传统：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学说和仪式》，认为，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促进一般宗教信仰的共同体”。[4]而格龙维却认为，教会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物，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于是，他发表《教会的反驳》，指责克劳森是错误的，并要求克劳森辞职。克劳森以诽谤罪与格龙维对簿公堂。结果，克劳森胜诉，格龙维被判终身接受审查。格龙维虽然受挫，甚至不得不于1826年辞去牧师职位；但是，他由此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研讨问题，出版书籍和报刊。格龙维还因此打消了当大学教授的美梦，决定来到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患难。

1829—1831年，格龙维得到官方资助3次出访英国，研究英国的古典文献。英国人的崇尚理性与讲求实际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在19世纪40年代出版和发表的《丹麦四叶苜蓿》（TheDanishFour-LeafClover）、《致孩子们的公开信》等作品里，极力主张自由、自然、灵活的民众教育。为弥补现存教育制度的缺陷，格龙维进一步萌生了建立一种全新的、为生活服务的学校的基本构想，即“民众高等学校”。

1837年，格龙维被解除审查，得以应邀向听众做公开系列讲座。1838年，他在博克学院所做的题为《在活着的记忆中》（WithinLivingMemory）的讲座，以活泼轻快的口语讲述丹麦的历史，来激发民族自强意识，获得巨大的成功。

1832—1839年，格龙维一直在弗里德里克教堂任无薪传教士。1839年，他获得常任职务，在华托夫医院教堂做教区长。格龙维的听众越来越多。常任职务的获得与社会声望的提高，使格龙维在以后的30多年里免除了经济上的忧虑，而且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

格龙维以其独到的教育理论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纷纷通过创办民众高等学校，开办师范学院和自由学校来将格龙维的理论付诸实践。一时间，格龙维的民众教育思想风靡丹麦，传遍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并波及欧洲大陆。“民众高等学校”这一教育领域里的新事物在各地出现。格龙维本人也因此连续当选为丹麦下议院议员；1866年，又入选上议院。在克里斯蒂安八世（Ⅷ）和加洛林·阿玛莱（alie）在位期间，他还受到皇帝的厚爱。

格龙维在晚年亲眼见到他的教育理想变成现实，十分欣慰，因而更加努力工作。他人已老而壮志未衰，依然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渊博的学者和慈祥的老师。在他的讲坛下，聚集着如饥似渴的兄弟姐妹。在他的教堂里，民间歌谣、通俗演讲和学术讨论此起彼伏。格龙维就这样兴奋地为丹麦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872年9月2日，格龙维因病在哥本哈根去世。

二、政治观、宗教观及文史哲观

作为一位政治家，格龙维在政治上的见解倾向于更加广泛的自由。虽然他对民众的同情自始至终和对国王的忠诚联系在一起，但他仍然主张民主政治，积极地投身到立宪运动中去，成了1848—1849年丹麦制宪会议中有力的成员。他始终反对财产特权，主张保障言论自由和服务责任，使新的民主政治真正能够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不致成为官僚政治。

在唤醒丹麦人民的民族情感方面，几乎没有人比格龙维更伟大的了。他不仅以诗歌和译著向丹麦民众溯述过去历史上以及传说中的光荣，而且用更直接、更切实的方法激起人民的爱国情绪。1838年，格龙维在哥本哈根做了几次关于丹麦现代史的演讲，引发了“丹麦学社”（DanishSamfund）的成立。这个学社及其以后相继成立的类似组织，专门研讨丹麦民众的一切幸福问题。格龙维首倡的民众高等学校，更以祖国为中心来教育学生。在1844年的斯康林斯班根大会上，格龙维以其出色的演讲，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战争期间，他带领一批人鼓励他的同胞与强暴斗争，用自己对国家命运毫不动摇的信心去激励人民。格龙维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同时也竭力主张以任何形式的武装与文化来捍卫本国的完整。

作为一位宗教改革家，格龙维狂热地投身到宗教改革运动中。虽屡遭挫败，但他仍然成功地领导了为国教会内外两方面的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令国教会取消了有关虐待反国教派以及强迫反国教派子女接受洗礼的有关条例。格龙维还领导了一个名叫“索尼班兹·罗斯宁”（SogsLosning）的改革，于1855年废止了一项条例。该条例规定，除了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人以外，教会以下的所有人都归教士约束；只有他们的教区教士可以替他们举行一切圣礼；他们必须把子女送到教区教士那里，准备接受坚信礼以鉴别他们是否具有应有的宗教观念。

格龙维对丹麦教会所做的不朽贡献，不仅表现在神学上和实际改革上，而且还表现在他所创作的大量宗教诗歌上。他的长诗《罗斯基尔德诗篇》和《哈拉德王与安斯加》（KingHaraldandAnsgar）叙述了丹麦教会的历史。格龙维的大量赞美诗极大地丰富了丹麦文赞美诗的内容。他的赞美诗深入了丹麦的每一寸土地，展示着他那坚强而愉快的信仰。

可以说，格龙维以其全新的神学思想和主张革新了丹麦的教会政策，以其积极的宗教改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群众赢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和宗教事务的自主权。他主张在丹麦实现非暴力社会革命；他以鲜明的民主政治的主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切实地提高了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其充满神谕的呼喊，唤醒了沉睡的同胞。正是格龙维所构想的民众高等学校培养的一代又一代新型丹麦人民，在丹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世纪及其以后的丹麦生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享受着格龙维的永久贡献。作为一位诗人、学者和哲学家，格龙维以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史学、哲学著作充实了丹麦的文化宝库。他在写作和演讲中所运用的词汇来自丹麦民间，虽然令外国人不易理解、难于翻译，但他的同胞却意会于心、为之雀跃。他的哲学思想看起来晦涩玄妙、捉摸不定，可在民众看来却是清晰可辨、理当如此的。他的史学著作着力于叙述民族精神，渲染的是那种世代相传、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在诗歌的创作上，格龙维把一切诗体都打破了，而抓取其中的碎片，就像用象形文字抒情达意一样。他还以其经久不衰的作品在丹麦语言、丹麦文字学、丹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写下了史无前例的新篇章。

格龙维从小就对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他恼恨一切虐待农民的人。他在深入了解了丹麦农民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决计要用自己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来教化农民。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农民写的“平民读物”。他频繁地与农民接触，积极地向农民和乡村牧师宣讲，推广他的农民思想和主张。他与“农友党”领袖们的私交甚密，热心地支持他们带领农民阶级参政议政。格龙维竭尽全力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便是要给予农民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应付政治工作，做自己政治生活的主人。

格龙维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他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不是屈尊降贵地分一些文化科学的残羹冷炙来施舍给民众，而是彻底地与民众共同生活，与民众共同分享文化科学的营养。在格龙维看来，应该将有着永久的生命的信仰注入每一个灵魂中去，无论他是多么的贫贱和愚昧，他都会由此而感觉到自己生命之火在燃烧，从而积极地投身到创造性的生活中，去开创宏伟的事业。

三、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

丹麦自古以来的教育只是少数特权者的教育。在丹麦一千多年的学校教育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民众学校，因此，造成了丹麦民众的愚昧、顽固、粗俗和顽劣。18世纪末19世纪初，丹麦之所以被战争摧垮，丹麦民众之所以在一系列革命运动及社会变革中表现出消沉、麻木和不知所措，显然都与这有关。怎样使民众变得敏捷、勇迈、富有科学头脑和优良品性呢？格龙维不无激动和浪漫地说：“民众高等学校”是一口天然自疗井。盲者遇之可以复明；聋者遇之可以复聪；哑者遇之可以复语；跛者遇之，不但可以抛弃拐杖、健步如故，而且可以轻快地跳舞。

丹麦皇家教育学院的布格（K。E。Bugge）认为，就某种意义上说，格龙维并不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他的兴趣在于创立一种教育机构；与此相应，他的教育思想也不成体系，是零散的，并没有按一定的秩序和逻辑形成整体。其实，格龙维关于教育的主张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他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思想有下述几个基本命题。

（一）“活的语言”

格龙维“活的语言”一说，主张把口语作为表达精神生活的工具；同时，认为只有用这种工具才能将生命从一个灵魂传到另一个灵魂。格龙维的门徒们后来把这一原理分解为三个要点：精神即力量；精神凭语言而活动；精神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