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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拘一格用人才（第1页）

7。不拘一格用人才

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则一向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

校办主任哈经雄，是政治系早期毕业留校的吴老师向我推荐的，我曾经教过他们这个年级。上任之初，有一天在校园偶然相见，聊了起来。

他说：“章先生，你没有带一个熟悉一点的人到校部去？可能不行吧？”他的意思是，没有自己贴心的人，很难开展工作。我没有干过行政，完全没有这么“深远”的考虑。我去校部的时候，确实没有带人，光杆一个，当“裸官”。

他说：“有一个人，你可能觉得不错。”

他所推荐的，正是哈经雄。对此人，我已有所了解。哈经雄的母亲是汉族人，父亲是维吾尔族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跑到台湾去了。他在华师教务处工作，是教研科的科长。我上任后第一次到省里参加教学研究的会议，发言稿就是他为我准备的。他掌握了很多情况，说理有根有据，总结得非常好。

吴老师与我一同分析：对于哈经雄，外间有两种评价。正面的评价是他处事灵活，能说会道，点子多；负面的评价则说他比较圆滑，有时可能见风使舵，该怎么看这个人？我认真想了一下，“圆滑”与“灵活”真的不好界定，对于同一个人，爱其才者可能认为他是“灵活”，忌其能者则可能认为他是“圆滑”。与此相关联，“见风使舵”只要不是出于私利考虑，也未必比“立场坚定”差，因为有些事是必须调和妥协的，世上哪有那么多“原则斗争”。从他为我所写的发言稿来看，他确实是有才干的。恰好，我还没有校办主任。校办主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说是“不管部”，实际上是什么都管，总的协调就靠他了。这一工作，正需要一个能够灵活处事、善于应对四面八方的干才。于是，在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处级干部名单的时候，我提名调哈经雄来当校办主任。几位常委，包括负责人事的副书记，非常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上任以来从未独自推荐一个人。而这个推荐，对哈经雄来说，应属很罕见的破格提拔，因在教务处内部提升名单中，他连副处长都被否定了，而校办主任则是货真价实的正处。我非常感激常委一致同意我的推荐，使我多少增强了一点识拔人才的自信与勇气。

果然，哈经雄非常能干。上任之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各个方面的协调做得很好，为我节省了很多精力。那时校级班子未配齐，四个副校长中，一个被“挂起”，一个在北京学习，但华师照样运转得井井有条，这与校办主任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因此，我经常想：大学的运转，真的需要那么多校级领导吗？

我们还用过一些“有争议的”人才，如谢小庆。他是北师大的青年教师，因为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他作为“可教育好子女”被“下放”到内蒙古放牧多年。后来，因为感情出了问题，冲动之下动了刀子，伤了人，被判刑坐牢。出狱后，不便在北师大继续待下去。他研究心理学，业务确实不错。我们没有顾忌他曾经犯过刑事案，不仅接纳了他，并且安排在教育系任教。

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宿舍去看他的时候，注意到他书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个纸条：“谈话不过五分钟。”

我问他：“小谢，我是专门来看你的。你的这个规矩对我也适用吗？”

他笑着说：“当然不起作用。我之所以贴这么个纸条，是因为有些人好奇，总喜欢与我闲聊。我耽搁的时间实在太多了，还想做点事情。”

那次我们没有谈他的过去，也没有谈他的家庭，我们所谈，都围绕学科建设展开。在那之后，互相稍微熟识了一些。再往后，大概是对于我的“政治我负责，学问你负责”等理念比较认可，并认为我是一个敢于负政治责任的人，他还主动向我推荐人了：“章校长，现在有很多人才，像我这样稍微特殊一点的也有，我给您推荐一个人行不行？”

我说：“好啊。你推荐谁呢？”

他说：“王军涛。”

此前已经有人推荐过王军涛，因此我知道他是一个热心民主运动的学生，北大物理系毕业。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否定“**”，史称“四五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王军涛很活跃，被抓入狱。出狱后，又参与办《北京之春》，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民选”人大代表等活动，一直都非常活跃。

我问谢小庆：“他来我们这里能做什么呢？”因为王军涛的专长是原子能研究，在华师无法发挥他的长处。

谢小庆说：“王军涛现在在原子能研究所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愿意到外面来帮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原来，王军涛已经属于“内控”人物，很多机密性的东西他都没有机会接触了。

谢小庆接着说：“他来了之后，至少可以做一点教育开放之类的业务吧。另外，也可以让他先做一做，看看再说。”

我说：“可以。”马上和党委常委通了气，得到常委的支持。于是，王军涛顺利地借调到华师来了。因为被“内控”了，来的时候，有一大堆材料跟来，还要求定期汇报。

在这方面，无论是谢小庆还是王军涛的任用，最先向我推荐的都是保卫处处长朱斌。可能难于令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保卫处处长必定是立场坚定，对这些“问题人物”更是严加防范，疑虑重重。但朱斌确实是开放改革的促进派，思想解放，胸襟坦率，给我很多好的建议。

王军涛来了之后果然很有抱负，办了一些专业培训班，效果不错。他也亲自为学生办讲座，人山人海，场场爆满。记得有一次讲座适逢天气不好，整夜风雨连绵。那天我兴致高，想去听一听。结果场内已经爆满，水泄不通，门外、窗户下都挤满了人。我根本没法进入会场，只好在窗外旁听。

1987年“反自由化”之后，学校党委感到外界颇有压力。再则，他虽然来了华师，但没有正式编制，将来究竟是往教学方向发展还是往行政方面发展，都不好安排。因为没有编制，他的待遇很低，只能拿很低的工资，但他竟无怨言，非常体谅学校，出差常坐火车硬座，连卧铺票都舍不得买。

看到党委为难，我说：“这个不要紧，我给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写信。”原来，我参加全国青联的时候认识的团中央书记王照华，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我在信中说，在究竟应不应该用王军涛的问题上，我们有一些困惑。这里涉及几个问题：第一，他们办的《北京之春》，是不是被定性为反动刊物？第二，他们的活动，究竟有没有什么定性？第三，像他这样的青年，爱国有心，报国无门，我们应不应该给他们一点空间，让他们做点事情？

很快，我收到了回信。信中说：“第一，《北京之春》从来就没有定性为反动刊物。第二，他的活动从来也没有违法。我和耀邦多次跟他谈过话，都认为他无非是思想偏激一点。第三，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有了这封回信，我们就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他后来还是去了湖北省科协。再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去了，谢小庆也去了。赵紫阳想推进政治改革，他们都被邀集作为民间智囊出谋划策去了。

1989年初，王军涛专程从北京来看望我。他说：“我们在北京很忙，但估计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反复，这些事我现在都不和你说了。”他讲得很诚恳，不告诉我，不是说不相信我，而是在他看来，我不知道更好。我知道，他这是保护我。

人才运用涉及高校的“人事”问题。事实上，在中国高校，“人事”方面的故事最多，江湖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