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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东半球与西半球（第1页）

8。“东半球”与“西半球”

中国高校的管理层，有两个并行系统，一边是以书记为首的党委系统，一边是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这种二元格局，在华师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东半球，西半球。党委是东半球，办公室集中于大楼东边；行政是西半球，办公室集中于大楼西侧。虽为二元领导，但“二元”的权力并不均等，因为按文件规定，应该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这种二元领导格局，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的一大特点，而弊亦随之。高校中的大量“人事”故事，都和这种二元格局有关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容易造成两个问题，一则领导者不负责，二则以党干政。说白了，党政两套对应班子，事实上造成高校领导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影响办事效率，并使宝贵的教学资源不能全部用到“刀刃”上。高校改革，此为关键。

在党政二元权力格局下，校长和书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整体上看，当然是党委领导。但是，在不同学校的不同时期，也会随一些因素而变异，如校长和书记的资历、水平、个性等。

我任校长期间，党委与行政的配合堪称默契。我上任之际的党委书记是高原。他是一个老革命，我们一起南下，又长期一起在华师工作。他比我年长，是我的老领导，也是老战友。当我在为要不要出任校长而犹豫的时候，他已患癌症，仍抱病坚持工作。他找到我，认真地对我说：“大章，现在学校被弄成这个样子，我们不出来担这个担子，怎么办呢？”我受到他的感染，终于下定决心：“我与你共患难吧！”并且表示：“我既然答应了，那就义无反顾！”

与高原共事，当然能配合默契。但是，他已身患绝症，长期住院，因此，有一段时间，是由一位李姓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李副书记的资历，不论是革命资历还是学术资历，都比我浅多了，是我的学生辈，因此，一般情况下，他在我面前总要谦让几分。不过，他参加党务工作的资历比我老得多，很早就进入学校党委工作，而且很早就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副书记了。所以，他大概已经形成了习惯，容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我又是一个死抠制度的人，因此，时间一久，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矛盾。

华师的供水问题老是解决不了，[1]不得已，自己打井，挖蓄水池。这一工作，选址是关键。为此，学校请专人反复勘测，最后通过党委常委与正副校长联席会议正式敲定。没过多久，正式开工的时候，选址改变了。我们这些校长根本就不知道，只有一个管后勤的副校长知道。原来，李副书记觉得原来的选址不好，便与管后勤的副校长商量了一下，私下把选址改了。对此我很不满，曾在常委会上坦率批评，对于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如此不尊重，是不正确的。你觉得原来定的地址不好，你的选址更好，那可以进一步论证，但不能如此无视先前的集体决定。何况打井、做蓄水池是行政系统的工作，李书记的举措使党务与行政界线模糊，长此下去，校长办公会就会成为摆设。

我上任不久，教育部传来好消息：从日本买到一批皇冠车，经中央批准，免税入关，教育部直属高校可以购买。那时我们学校总共只有两部小车，一部上海牌的，一部伏尔加的。伏尔加算是进口车了，但都已破旧不堪。大家都觉得教育部提供的机会很难得，错过了很可惜。经常委与行政认真讨论，决定咬紧牙关，硬着头皮，买了六台小轿车，还有一部比较轻便的小巴，总共花了大约50万元。

车子买回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为了爱护好它们，我们又开会讨论，定下了用车的规则：不准私人用车；不能跑长途。

那年暑假的某一天，我从办公室回家，我家正好在西门旁边。远远地看到一台新车开过来，在离西门还有点距离的地方停住了。下来一个人，因为隔得远，看不清是谁。那个人走了之后，车子开到了西门口，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车窗开了，司机探出头来，向我打招呼。我这才发现，是我们学校车队的小陈。那辆小车，正是新买的皇冠。车身都是灰，还沾了一些泥巴。我一看，就有些不高兴，问小陈：“这是怎么回事，车子怎么脏成这个样子？”

小陈告诉我：“送李书记去神农架开会。”原来，那年暑假，湖北省科教部组织高校党委到神农架开会，讲排场，指定我校带一辆小车一辆小巴前往。李书记大概知道我很死板，根本就没有向主管副校长通报，通过党办主任把两辆皇冠新车派去“远征”了。他可能自觉理亏，出差回来，进校门时提前下车，免得被熟人撞见，但没有想到小陈未能会意。

那时到神农架，有很长一段距离路况很差，高低不平而且多是碎石路，对车子的磨损很厉害。李书记如果事先与我商量，我是不会答应的。对于这种欺上瞒下、明知故犯的行为，我不能视若未见，因为制度的维护首先应从最高领导开始。

我私下先找一位晏副书记，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他也很惊讶，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刚买回的新车跑如此遥远的山路。我提出：“此事不必公开，但作为教训，常委内部要说一说。”所谓“说一说”，就是李书记要表个态，认个错。晏书记觉得有点为难。我说：“我是作为正式意见提出来的。我是常委，又是校长，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后来，在常委内部的生活会上，我正式发表了意见，一个是，以党代政不应该；再一个，自己做的决定自己破坏，这样的事情也不应该。当场李书记做了自我批评。

再往后，高原书记病故，换届改选，戴绪恭被任命为书记，代行书记职务的李副书记去了另一所高校，并被提为正职。戴绪恭是与我相知较深的一个学生与同事，同属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已经做历史系主任。教育部认为我们做搭档，配合应当比较默契。果然，在学校层面，“东西半球”之间的矛盾无形中减少大半。

[1]据章师弟子赵军介绍，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师的自来水很成问题。每天只有两次供水，来水的时候，大家就赶紧蓄水。其时章师住在华师西门附近的一栋宿舍顶楼，此处地势高，水压低，即使来水，在家里也无从接到水，而要到一楼的一个水龙头那里，排队接水。他亲眼见过章师在炎炎夏日的时候，穿着短裤、背心、拖鞋，拎着两个水桶，排队打水。其时赵军随章师攻读硕士学位，住在山下的宿舍，水压比较高一点，但用水依然是个大问题。为了打水，甚至影响休息。晚上到了11点多了，都躺到**了，突然听到有人喊：“来水啦！”人们就会一骨碌爬起来，提着水桶去打水。把寝室里能装水的容器都装满水，心里才感觉踏实。（此处所记，系赵军先生2014年4月2日下午在我办公室亲口所言——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