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马尼拉之行
1。“三天后可拿签证”
1986年是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国内外史学界纷纷举办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仅在10月份,我就先后应邀参加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三处的学术活动。1979年以来,我应邀访问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旅行一般都比较顺利,有时甚至比国内出差还要简便。但这次前往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却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令人印象深刻。
先是,由于邮程的意外阻隔,菲律宾国立大学的正式邀请函很迟才寄到武汉,要在中国办签证,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得知我先要参加悉尼大学的研讨会后,东道主乃建议我到澳大利亚之后再办理入菲律宾的签证,并热情地事先向该国外交部打了招呼。
与我一道到悉尼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戴逸、金冲及和林家有三位。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国际关系,但感觉礼仪甚于实质。会后,我们又应邀访问了堪培拉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与澳洲学者继续进行学术交流。
到堪培拉之后,我立即到菲律宾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值班领事热情友好,并告诉我:“三天后可拿到签证。”我很高兴,放松身心去郊游。
1986年10月于澳大利亚。戴逸喂袋鼠,被戏称“宗亲联谊”(右为金冲及,中为戴逸)
澳洲之行轻松愉快,以与袋鼠、孔雀合影结束了访问之后,戴逸、金冲及、林家有回国,我则前往菲律宾总领事馆取签证,准备单独前往菲律宾国立大学作短期讲学与访问。
但很不幸,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未能如约提供签证,苦笑着对我讲:“本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总领馆就可以自行决定,可是国内突然发生变故,临时取消了我们自行发放签证的权力,非常抱歉。”他们答应继续与该国外交部联络,并建议我回北京后立即前往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打听消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无可奉告,不想多说。还好,我熟识的美国学者傅因彻(JohnFincher)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曾在美国国务院任外事官员多年,与亚洲的一些外交官比较熟悉。经他打听才知道,原来菲律宾出现了政变迹象,国防部长利用阿基诺总统访日之机,召集十万群众大会,猛烈抨击政府,并且派出军事人员控制外交部,未经他们同意外交部不得发出任何指示。像我的签证这样区区小事,自然被搁置一边,无人过问。
没有办法,我只好乘坐澳航班机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