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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第1页）

2。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我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始人，第一任所长，年老之后，还曾长期担任名誉所长，风雨阳光，均所亲历。我认为，培育、办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脑中要有全局视野，对于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各个单位，甚至是个人，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够，要有一个把握。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所在这个大棋局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才能准确定位，并进而思考如何做眼，如何借势，以便做大做强。

要做大做强，须在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两个方面下功夫。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但内容又不完全一样。队伍建设偏重于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团队精神的培植，学科建设中，布点最为重要。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科，如何建设？对于一个高等院校的研究所而言，不可能全面铺开，只能根据自己的优势，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重点突破。如此，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找准本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此之谓“布点”。

大凡成立一个研究所，肯定前期已在某一领域有一定积累。这一领域，乃是研究所的起点，甚至可以说是据点。对于本研究所而言，起点乃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起点很重要。若无起点，就没有特色，就没有起跑线，但不能满足于此。有了一个据点之后，必须考虑开创别的点。有主点，有次点，然后才能形成一个面。形成了面，才会有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国内有一些高校，本来在某些点上有很好的基础，但因长期固守这一点，因此未能做大。本研究所的好处，就是虽然立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但没有满足于此，在辛亥革命史之外，又开创出商会、教会大学、社会史、现代化、文化史等研究点，引领潮流，积极开展研究，故能一路走来，形成今日局面。

在队伍建设方面，要有一个合理的梯队，并要在人员培养方面下功夫。作为学科带头人，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团队，必须有团队意识。当然，人才的成长，主要是靠自己。历史学人才的成长，资质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勤奋。勤能补拙，在历史学科体现得尤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说，学科带头人可以不管人才的成长。因为再勤苦的人，也有一个上路的问题。在年轻人苦苦寻觅，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学科带头人若能稍微点拨一下，指示正路，能使年轻人免去很多彷徨。学术带头人愿意把金针度人，坦诚相待，队伍自然团结奋发，精神振刷。本研究所向来注重人才的梯队建设，并且，学科带头人和老辈学者都愿意为年轻人的成长付出辛劳，因此，结构还算合理，内部尤为团结，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

2014年春，研究所同仁合影

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如何能领导潮流？在学科布点上，只跟着学界的风尚转固然不对，只跟着政府的方针转同样没有出息。跟风能获得生存，但同时会失去自我。保持独立性难免孤独，但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甚至领导潮流。本研究所的学科布点，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等都不是跟风的结果，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艰难甚至严重挫折，但后来都成为本研究所的特色。

担当的另一个侧面，是要为研究所的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见解有高下，学术无禁区。为了鼓励本研究所的年轻学人独立思考，我常常对他们说：“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负责。”当然，宽松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对研究所同仁毫无督责。王汎森主持当时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于同仁的研究，非常宽松，但他也会时不时提醒一下，问一问研究的进度。问得多了，有的人都害怕了，躲着不愿见他。这种督责，我认为也是学术带头人应该有的一种担当。

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现在的钻营家有一秘诀：“跑步（部）前（钱）进。”他们也有一双腿，他们的腿也很勤。但我心目中的腿要勤快，不是指此。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本研究所每布一个点，都会大力进行资料建设。很多资料，都是学术带头人亲自从档案馆爬梳出来的。我一直记得刚接触苏州商会档案时的情形：档案积满灰尘，堆放在苏州市档案馆的地下仓库里。天气颇冷，工作人员唯一的取暖工具是一个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面注满开水，用手捂着，驱除寒意。我连那种瓶子都没有。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玻璃瓶，但我又不能用，因为抱着玻璃瓶就没有办法去看档案，做记录。勤于查阅资料，这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是不是学术带头人没有关系。但学术带头人更应有一种宽广的胸襟，搜集历史文献，不仅仅是供自己研究，同时要服务于本研究所的学科建设。

1980年元旦摄于苏州档案馆

腿勤的另一方面，是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我总记得我和唐文权之间的交往。文权出身苏州唐家，是唐伯虎的后代。他在“文革”前毕业于苏州师专文史科（两年制），一直在苏州的中学任教。但他有心向学，“文革”期间在汤志钧先生指点下系统研读章太炎的文献，颇有心得。大概是1975年左右，他开始和我有书信交往，探讨章太炎研究。通过书信往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假以时日，必能大成。1980年元旦前后，为了研究江浙资产阶级，我到江浙一带查阅文献。其间，特意与文权联系，一则请他导引我去苏州市档案馆，一则见一见这一位已经通信多年的朋友，好好了解了解他。经近距离接触，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他向学的决心和学养的深厚。

次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他明确表示愿意从我治学。于是，我立即向学校打报告，发商调函。学校很支持，苏州市教育局也很支持，但华师的顶头上司湖北省教育厅不答应，原因是唐文权只读了两年制的大学，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我们多次说明唐文权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大学教职，而且前程必定看好，但毫无效果。

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我校考察工作，并专门到历史系看望张舜徽先生与我，临别时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有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助解决。我就乘机汇报调动唐文权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刻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长颇为感动，安慰我们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调动手续还必须经过湖北省教育厅办理，我这就与他们商量。”

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与教育厅负责人深谈过一次，教育厅终于正式发出商调函。就这样，1983年，唐文权正式进入本研究所工作。

当然，作为学科带头人，最为重要的，是自身的学问必须做好。自己学问做不好，就缺乏说服力。而自己学问做好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教育，大家会跟着你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