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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经营历史所（第1页）

二七经营历史所

1。两度易名

1984年，我们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其前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我牵头，在历史系建立起来的。开始的时候，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只有我、陈辉、孙玉华三个讲师，外加刘望龄，他那时还是助教。后来，工农兵大学生里留了一位李子林，也曾担任助教，但不久就离开了。另外，中南民族学院的朱秀武、彭英明也在这个研究室干过一段时间，小彭特别活跃，文笔不错，参与撰写过《辛亥革命史》的初稿。“文革”期间中南民院等校与华师合并，“文革”以后民院又分开独立，他就回民院去了。

1983年，华师的近代史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此为契机，教育部要求我们成立一个研究所。于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更名为历史研究所了。虽然更名了，但实际上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主，偏重于中国近代史。不过，有一段时间，历史研究所的人员中，除了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尚有研究印度史的。

实际上，华师研究印度史的力量是很强的。骨干是涂厚善，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9年考入中原大学，后留校任教，被分在历史组。由于他英语好，于是让他专攻世界史。后来，他又有机会到东北，跟苏联专家学习，长进很快，深受史学大家日知（林志纯）先生好评。陶军也很棒，燕京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前就在新华广播电台当过英语播音员。另有一位刘继兴，也是科班出身，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在“文革”后期，中央感到有加强南亚研究的必要，于是由商务印书馆主持翻译有关印度的著作。涂厚善等人参与其中，做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时的高校里，在南亚领域，真正做历史学研究的，只此一家，很有特色。因此，就连季羡林都很关心我们的南亚史研究。他的一个学生李继晟，还被分到我们这里教印地语。那时能教印地语的机构很少。我也利用出境访学的机会，为我校印度史研究同行牵线搭桥，建立外界联系，并尽量搜集一些资料。美国和日本的印度史研究重镇，我都去访问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都和我们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伯克利图书馆为我们寄来几大箱印度史书籍，芝加哥大学则同意我们每年免费送一名研究生去它那里学习梵文。

然而，好景不长。还在80年代，学校研究生处的处长就想撤销印度史研究。原因很简单，印度史研究无法“创收”。对此，我是反对的。但在“六四”以后，有一股倒退风，把政治看得很重，把能不能创收也看得很重，于是，印度史研究被当成一个负担，在我出国期间，也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说撤销就撤销了。这是我们自毁长城。

历史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还不错，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到了90年代，有一股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热潮。凭借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成为第一批“重点研究基地”。以此为契机，“历史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沿用至今。虽然更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我们为“历史研究所”，或者简称为“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