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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美杂记

我们在美国的访问路线是自西向东。美西第一站是西雅图，东道主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接着我们南下至所谓湾区，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然后前往美国中西部，访问了威斯康星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美东第一站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二站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三站是马里兰大学，然后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

与萧致治摄于纽黑文

按照美方邀请信的约定，哈佛应该是访美的最后一个学校。但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邹谠两位出面，盛情邀请我访问该校，并代办签证延长手续。对我而言，奔波一月，已感疲乏，芝加哥大学之行，已是强弩之末。但东道主接待之殷堪称后来居上。仅何炳棣的家宴便从晚上七点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何先生纵论中国各学派之研究得失，品评老辈学者蒋廷黻、陈寅恪等人的贡献，何夫人则不断送来浙江口味的佳肴与自制小点心，不觉东方渐白。回到旅馆之后，倒头便睡，结果误了原已约定的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的中午餐叙，深感歉疚。

旅美期间，每到一处，我都做学术报告，或和热心于中国研究的老师和学生座谈。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余英时主持，并亲为写黑板以增进听众理解，盛情可感。一个学生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提出质疑，我正准备回答，余英时动用了他的“主持”权力，建议另约时间交换意见，理由是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我的粗略印象是，美国西部高校的学生比东部高校的学生思想更活跃，更开朗，更爱辩论。

在与学者们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很多学术信息。

如柯白告诉我，美国学者研究亚洲史的比较少，很多人认为西洋史才是历史，亚洲史无价值。“对此我很生气”，他如此说道。据他介绍，美国的研究生要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工作，加上学中文又难，因此所选题目一般都很小，意义不大。

杜维明则告诉我，美国史学界在1945年以后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1949年以后主要是作为敌国研究。在美国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二战’研究日本，‘冷战’研究苏联，‘韩战’研究中国。”

吴应銧告诉我，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有两派：一派较保守，以哥大韦慕庭等为代表，曾带头在《纽约时报》反对中美建交；一派为60年代末出现的年轻新左派，以周锡瑞、黄宗智为代表。新左派打击面过宽，有时不免把若干中间人士逼向右转。

孔飞力告诉我，费正清学派注重政治制度与中外关系，施华兹学派则注重思想史，继承发展传统汉学。

谢文孙则和我讲，费正清退休后，三大弟子继承衣钵，经济史为费维凯，国际关系史为入江昭，孔飞力留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掌门。

因为是第一次出访，这些信息对我而言都显得非常新鲜，弥足珍贵。

如何进一步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是我与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宋史专家刘子健教授的意见最富有建设性。他提出，中美双方可以互派访问学者，逐步加强交流；可以鼓励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美国攻读学位；可以请普林斯顿的大学生到中国教英语，花费少，且可为中国培养友人，但到中国前必须学教学法。

与雅礼协会执行主任石达（JohnB。Starr）的交流也令人印象深刻。雅礼协会成立于1901年，最初是若干耶鲁大学学生在长沙组建的一个宗教性团体，先后在湖南建立了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雅礼大学等，与武昌的华中大学也有悠久历史渊源。据石达介绍，雅礼协会现在已经不再是宗教团体，也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该协会近年一直努力谋求与两湖地区上述学校恢复合作，但因对院系调整之后的中国大学了解甚少，在摸索中经常找错对象。我向他介绍了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的前后连续关系，他表示愿意“在新的条件下与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每年可资助一位华师文科学者到耶鲁或其他学校作访问研究，同时资助两名耶鲁毕业生到华师教英文并学中文。

在学界朋友的热情安排下，这次美国之行中还有一些参观活动。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参观图书馆。每到一处，我都参观图书馆，获得资料信息甚多，且见识了国内外图书管理水平的差距。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是美国西北部唯一的中文图书资料中心，藏书数量虽然只名列全国第十，但建立了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互借关系，等于大大增加了图书藏量。参观国会图书馆的时候，其东方部副主任霍华德（RichardC。Howard）亲自演示了用电脑查询馆藏信息的过程，令我大开眼界。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善本馆，全部密封，窗户半透明，不让阳光直射，保持恒温恒湿。图书不外借，只能利用复印本。我当时就想，这确实是保护善本的好办法。

我也饱览了异国风情，在波音公司、旧金山国家公园、金门大桥、福特汽车公司、联合国、纽约港、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国会、白宫等处留下足迹，瞻仰了自由女神，登上了国贸中心大厦110层，旁听了威斯康星州州议会的辩论，甚至还在友人的引导下观看了一条同性恋者聚居的街道。在旧金山唐人街流连时，看到了革命共产党张贴或涂写的传单、标语，大意是要把首都华盛顿闹得天翻地覆，以抗议对极左派头头的逮捕。听说邓小平访美时，他们曾捣乱，扬言中共变修了。

访美期间，还有机会体验了美国的家庭生活。很多教授举行家宴，或留在自家住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最为真切的体验，是在弗里曼家实现的。在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期间，我住在弗里曼家（萧致治住在林毓生家）。为了让我体验美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他让我参加他们家的大扫除，还带我一大早到面包房买面包，送孩子上学，并到野外远足。他和太太都是美国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是“美国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太太则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坐过牢。我住在他们家时，电影院刚好上映《国内战争》（TheWaratHome），主题就是学生运动。他们邀请我一起，在寒风萧瑟中排队购票，并欣赏了这部电影。电影里所讲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看到与自己有关的情节时，忍不住高叫起来，兴奋不已。我们这边的“**”已经结束，为“文革”痛定思痛，而他们还在怀念当年的峥嵘岁月，倒也有趣。

这次访美，也让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台胞。

还在赴美的飞机上就遇到三位，主动与我攀谈，其中两人为姐弟，已经在美国读书、就业，另一女性则是到美国探视姐姐并求职。他们都希望祖国统一富强，但对大陆情况不甚了解，如问：“人民公社是否还存在？”“是否已经没有家庭？”

在华盛顿大学期间，有一位姓黄的博士候选人和我交谈，他告诉我，真正的“台独”分子不多，而“台独”思想却是“方兴未艾”。他认为，台湾经济高度发展，家家有电视，因此不愿与内地统合；大陆对孔孟传统文化破坏过度，也是不利于统合的因素。

在斯坦福大学访问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参加晚宴后回寓所时，看到有大批台湾学生在等我，有夫妇携幼儿来席地而坐者。大家畅谈两岸情况及未来关系，凌晨一时始散。有些台湾学生说：“台湾‘经济起飞’以牺牲农民利益与民族主权取得，且未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业体系，大陆不宜学。但大陆现在做法，又有些似步台湾后尘。”“蒋政权不得人心。”“台湾本土人民400年来，当够了‘二等公民’，不愿另换一个‘征服者’。”“台湾人普遍希望缓和，害怕打仗。”“大陆人害怕苏联威胁，台湾人害怕大陆‘威胁’。”种种见解，不一而足。但血浓于水，同胞情深，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