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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8年到访的其他外国学者

1978年，我还负责接待过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率领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提出要去襄阳拜谒孟浩然墓。湖北省涉外办一时想不起合适人选，便要我陪同前往。不过，由于“文革”的疮痕还未完全平复，襄阳之行被临时取消。访华团的一位年轻学者狭间直树乘机与我单独交谈，提出邀请我访日。

狭间直树是岛田虔次的学生，曾经是激进学生运动的领袖，思想比较“左”。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工农革命，但苦于找不到无产阶级，硬是找了个雇农，说这是农村无产阶级。在他和石田米子等人看来，我所坚持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简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狭间直树代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向我提出邀请，实际上是根据岛田虔次的建议。据狭间直树讲，岛田虔次已有安排，将他自己的课让一部分出来，预定我1980年初在该校文学部授课一月。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之后不久，东京大学的佐伯有一与古岛和雄也联袂来访。当他们得知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计划搁浅，立即表示愿意向文部省疏通，促成我的访日成行。

同一年，在华访学的美国罗特格斯大学的高慕轲（MichaelGasster）来我校做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他对辛亥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独到见解。他为自己取中文名“慕轲”，就是为了表达对孟子和中国文化的高度景仰。

另外，威斯康星大学的弗里曼（EdwardFriedman）也在同一年来武汉访问过我。他是研究政治学的，与另外两位美国学者一起在河北的一个公社里面住着，开展对人民公社的研究。他也研究辛亥革命，有一本书专门探讨“中心的转移”，论述辛亥鼎革之后，皇权被推翻后“中心”的消失问题。他很豪放，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我陪他逛街，在报栏看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忍不住揶揄：“按中国的政策，我是不能看地方报纸的。”其实，他早就看地方报纸了。住在公社里面，什么地方报纸看不到？

这一年，我还收到了美国亚洲学会的邀请，准备参加次年4月举行的该会年会，据说预定由陈志让（加）、高慕轲（美）、张朋园（台）三位学者负责接待。没有想到，办理手续相当繁复，要经过好几层审查，然后由教育部和外交部会签，最后送请主管副总理批准。等到批文下来的时候，第二天就要开会了。我哭笑不得，只有赶紧发电报表示歉意，并祝会议成功。

最后成功了的邀请是柯白（RobertA。Kapp）操办的。柯白来武汉时，我不在。他和武汉大学的萧致治见面了，在为研究四川军阀而动身入川之前，他和萧致治商定，将邀请萧和我访美。柯白时任《亚洲研究》主编，与学界联络方便，很快就联络了十所著名大学的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联合邀请我们在1979年到美国作为期一月的访问。由于有前次申报的基础，这次手续办得很快，走的时候也很爽快，没有办学习班（此前出国都要办学习班，不管出去久暂，都要进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只有教育部的高教司司长约见了我们一下。

这位司长刚出过国，有点经验。他对我们说：“请你们放松，不要过分紧张。我知道你们组织观念很强，不管到哪里，首先就去找组织，找大使馆。我看不必。你们是学者，如果这么做的话，别人还以为你们有什么政治任务。要依靠组织，就依靠邀请方吧，那就是组织。当然，要真遇到什么事，还是可以找大使馆的。”

就这样，我们在1979年9月29日上午搭乘民航班机，动身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