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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第一次出国访问（第1页）

二五第一次出国访问

1。北山康夫的承诺

大概由于我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后期出版的小册子《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的影响，在“文革”结束之后，我较早有机会与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接触，而这种接触，为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提供了重要契机。

大约是在1978年春，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访问团来到武汉，湖北省涉外办让我做接待工作。中国研究所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派，不过后来和日共分裂了，被清除出来，属于对华友好的派别。这个访问团的团长研究陶行知，而我们学校正在偷偷编辑《陶行知集》（那时陶行知还是批判对象）。副团长北山康夫，原在奈良大学任教，已经退休。北山参加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辛亥革命研究班”，对清末民初的会党有研究。

这个团的翻译，是我所尊敬的范文澜先生的孙女。范女士的日文很好，也很幽默。她说：“章先生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又说：“我原以为您是一个辛亥老人呢，没想到还不是很老嘛。”

在与北山交流的时候，我们谈了宫崎滔天的一些情况。宫崎滔天一生支持中国革命，是孙中山、黄兴等的挚友。我在上小学时就看过他的《三十三年之梦》，后来研究辛亥革命，也对他有所了解。“文革”结束之后，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女婿薛君度回国探亲，约我到长沙叙谈。由于他们的介绍，我见到了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一欧老人兴致勃勃地为我追述了当年寄养在宫崎家的许多往事。他与宫崎家的孩子龙芥、世民等一起长大，滔天的妻子槌子夫人为了优待这位小“外宾”，在粮食紧缺的时候，让他吃米饭，而要自己的孩子咽豆渣。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一欧老人还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还为我学唱滔天拿手的“浪花节”，那腔调，特别像湖南花鼓戏，看来已经被他加入了不少“湘味”。

我向北山介绍自己了解到的这些宫崎的点点滴滴，没有想到，在听完了一欧寄养宫崎家的往事之后，他被感动了，面色渐红，眼眶湿润。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珍藏着当年宫崎编的《革命评论》，日本全国也只有两处保存，现在愿意赠送给章先生，供中国辛亥革命研究者参考。”

我一听，喜出望外，感谢不迭。会见结束后，北山还对我说：“那么，我们在日本再见。”我以为这只是礼貌性语言，并未在意。

但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中国研究所寄来的正式邀请函，才知道北山临别所言，并非虚套。可惜，由于该所财力有限，无法提供全部食宿、交通费用，因此，我的申请未获批准。

不过，北山康夫言而有信，不久之后，就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把《革命评论》捎给我了。这是极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也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至今仍珍藏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后，引起宫崎滔天家乡与家人的关注，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把我视为宫崎滔天的后世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