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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革命性质问题

辛亥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说它是“国民革命”者有之，说它是“绅士革命”者有之，说它是“全民革命”者有之，说它是“工农革命”者亦有之。我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我与张玉法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而我则坚持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大概那次辩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点影响，而更重要的，则是我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的影响，曾几何时，我成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论的代表。到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听说有一些自称是辛亥志士后裔的人，居然在网上向我与我的弟子挑战，说就是因为我坚持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使他们的祖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要我放弃这一学说，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云云。

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显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后裔，对于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的历程完全不了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凡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谁不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50年代，围绕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术界就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大家发现，这两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都直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显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包含了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含义。世界上哪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民主革命？

在“文革史学”中，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基调是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我们在“文革”后期动议编写《辛亥革命史》，受到这种“左”的干扰比较大。我们对于“立足于批”的做法是不满的，并且努力克服这一倾向，在我们的书里，对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后裔们认为《辛亥革命史》标榜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贬低了他们的祖先，显然有误会。当然，我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挑战而放弃自己的见解。

中国大陆以外的学术界，较少有人认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至今也还有很多人在认真探讨，将来肯定也还会有人继续探讨下去。我也没有准备因为新见解的出现而放弃自己的观点。

有人批评道，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带有很大的预设性。诚然如此。但任何研究，都有一个预设的问题。胡适说做研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子，无论做什么研究，都会有假设，然后求证，在求证的基础上，重新假设，再求证。假设与求证，对学术研究而言，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完全没有假设的研究，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带有预设性，其实，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或“绅士革命”的观点同样带有预设性。有人提出，孙中山说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国民革命”，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他的提法。当然可以用，但同样也要论证，因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说法本身也是一个假设。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假设，而在于经过假设与求证的循环往复，最后的研究成果能否揭示历史的真实。

因为官方给辛亥革命的定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我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也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有人据此说我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中共官方的学者。我想提醒注意的是，我们是在“**”尚在中国肆虐的时候开启编写工作的，那时要客观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都难，遑论挑战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定论！可以说《辛亥革命史》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官方学者。而且，资产阶级革命一说的源头，并非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学者早已说过，而且我个人的根据也都来自非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编写出来的《辛亥革命史》，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撰写《辛亥革命史》，也会带着新的时代烙印。这是很正常的，一点也不奇怪。

因此，当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辛亥革命史》被列入“中国文库”，有机会再版的时候，我决定只删除一些早已过时的赘语，改正若干明显的错字和史实错误，而不做根本的修改。这么做，能真实地保留一个学术文本，同时，也是对编写组成员劳动的尊重。

岁月催人老。再版的时候，当年一起争论、一起拼搏的编写组成员，大都已经凋零。我很怀念这一群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