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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第1页）

5。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在编写《辛亥革命史》期间，还成立了一个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应该是1978年，当编写组的林增平、萧致治、刘望龄和我在北京的时候，张磊刚好到北京出差，他提出来：“太平天国已经成立了一个研究会，辛亥革命也创建一个吧。”我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表示认可，并公推张磊向有关单位汇报。

成立研究会，总要起草一个章程。章程如何起草？张磊说：“这个容易，我来办。”

没过多久，他真的就拿来了一份章程，还是打印的。我看了一下，有模有样，很像那么回事。

我很好奇：“怎么这么快？”

他说：“抄的。把太平天国研究会的章程拿来，将‘太平天国’换成‘辛亥革命’，就完成一大半了。”

下一步是征求意见。这也是张磊亲自做的。他去近代史研究所，和刘大年、黎澍等几位谈了一下。刘大年表示支持，黎澍则说：“一开始就弄全国性的研究会，可能有点难。”那时候，太平天国研究会内部已经有些问题，大概黎澍有所察觉，因此建议我们：“不如先弄一个地区性的算了。”

我们听了黎澍的建议，决定以编写组为基础，将范围限定在中南地区，实行单位会员制，研究会的名字就确定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1978年底，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在中山召开，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河南、四川的相关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学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理事长，林增平、张磊被选为副理事长。

我提出，研究会有一个中心，两个阵地。一个中心就是研究，两个阵地就是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会议决定，要编辑《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作为研究会的刊物，并定于1979年11月举办第一次学术会议。

会后组织了学术考察。南海有一座西樵山，是康有为隐居读书之处。我们在游览完康有为故居之后，也到西樵山一游。西樵山某处有一洞，很狭小，只能爬行通过，洞口写着三个字：“回头看”。大家以为回头看能有什么好景致，因此鱼贯过去之后，一个一个都回头看看，结果看到的是另外三个字：“钻狗洞”。才知道上了当。不过大家兴致很好，看后都哈哈一笑。

1979年底，学术会议如期召开，那就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不但有大陆的学者，香港的王德昭、赵令扬，日本的森时彦夫妇等都参加了。我那时才从日本访学回来，未及回家就直奔会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我对德昭先生仰慕已久，他见到我也特别高兴，特地拿出他大学时代最爱喝的贵州董酒，与我单独浅酌细品。会后，大家公认这是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春天的第一个燕子。

同一年，《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发行；1980年，《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不久，《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也问世了。学会呈现出一派活跃场面。我们还开创性地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青年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评定等次，以促进青年学者更快成长。

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们交流的平台很少，因此，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在那段时间里，在促进学术交流、繁荣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学者们交流的平台越来越多，研究会的作用就逐渐变小了。年会也开不起来了，“丛刊”的稿源也不足了，“通讯”和“动态”也只有靠“苦撑”才能办下去，后来就合并成为《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了。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对社团的管理却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严苛，令人疲于应付。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1980年部分理事合影（开沅左侧为林增平）

不过，不管将来如何，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毕竟有过自己的辉煌，为热衷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外学者提供过若干小小的展示自己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