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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定稿（第1页）

4。修改定稿

1979年秋天，初稿接近全部完成。这时，我和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结束在美国的交流之后，萧致治回国，我又接受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联合邀请，前往日本交流。这次出访前后将近两个月，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因为正是在“文革”劫难期间，北美、西欧、日本乃至我国港、台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迅速发展，俨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大大拉开了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差距。通过这次出访，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距离，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信息与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定稿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出访的收获，因而增进了国际视野与学术水准。

定稿工作从1980年开始。此前，我们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借用学生宿舍和教室作为住宿与办公地点，定稿就在这里。听从林言椒的合理建议，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将上册定稿。交来的稿件大都基础不错，但也有个别作者写得比较粗糙，有的甚至还未全部写成，只好由我与林公动手续写。统稿期间，我开始患高血压，走路有的时候只能摸着墙壁和树木走，睡觉不能躺下去，只能靠着，很是辛苦。

不过，大家精诚团结，倒也苦中有乐。两个主编常驻北京，其他作者轮流进京，会合定稿。因此，有的时候，宿舍里住着四个人，但有的时候，则只有我和林增平两个。这使我们有机会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增平大智若愚，外朴内秀，平常埋头工作，话语不多。但到了临睡的时候，他常常会不知从何处摸出来一把花生，有时还有半瓶剩酒，自斟自饮，自得其乐。有时也会赠我半杯，聊以相伴。这个时候，他的谈兴渐浓，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语速较慢，如潺潺流水。

除了核对原始档案、校订清稿一类的工作，还由我执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请她为我们题写书名，居然获得了成功，横竖各写了两幅供选择。她的题名给我们的书大增光彩。这样，上册在1980年出版问世。

上册花的时间比较多，进行得比较从容，也走了一些弯路。到后面两册，就有点匆忙赶工了，因为1981年要召开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必须在此之前将书出齐。好在有了上册定稿经验，加上后面的稿子基本上是清稿，需要大量修改的部分比较少，尤其是第三册王天奖的稿子，分量很重，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几乎都不需要动笔改，为我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因此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定稿工作。我花较多时间主要是外文资料的补充与注释，因为这大多是原稿所欠缺的。定稿的后期，刘望龄和冯祖贻两位出力甚多。他们年轻，复印、校对、编索引、配插图等烦琐工作，都是他们完成的。

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缺少出版一部全面的通史规格的辛亥革命史大著作的必要基础。”当初稿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点蓬头垢面，不好见人。但没有想到，经过定稿这一道工序，理个发，洗个澡，修修面，打扮一下，印刷出来，也还有模有样。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当我们将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赠送给国内外学者的时候，竟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夸赞。其后，海外学界朋友写读后的感受，说此书是“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