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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服左的影响（第1页）

3。克服“左”的影响

进入专业人员写作的阶段，也存在一些必须克服的问题。

那时大家做科研的硬件普遍很差，写作过程中要克服不少困难。以我自己为例，全家只有两间房，并且不是在同一个套间里，而是在相邻的两个套间里各让出一间，因此，我家两间卧室旁边都是公用的厨房和厕所，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对于写作而言，实为不利。并且，我们家住的是西头顶楼，又不通风，夏天就像一个蒸笼，酷热难耐，连晚上都无法睡觉，遑论写作。因此，一放暑假，我们家就只有搬到一号教学楼我的备课室“避暑”。晚上全家在过道地上铺席子睡觉，虽没有风扇，非常热，但比自己家里还是强一点。我白天就在那里写作。我爱出汗，只有用毛巾把手腕包起来，以免稿纸被汗浸湿。旁边另有毛巾一块，随时擦拭头上的汗，以免滴下的汗水打湿稿纸。书稿中分配给我的“同盟会”和“论战”两章，还有好几篇重点论文，都是在这一环境下写出来的。我的条件如此，别人的条件恐怕好不到哪里去。

家里的条件不好，各单位的条件也有限。我们出差开会，都是坐火车。为了节约开支，一般是硬座。有时运气不好，还只能买到站票。有一次在贵阳师范学院开编写组会议，该校条件很差，无法招待我们住。在附近找了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乃是劳改局为犯人家属探亲设立的招待所，也颇简陋。又有一次，在广州开编写组会议，会后参观相关历史遗址，但没有车子可用。多亏张磊本事大，硬是通过公安厅的熟人，借来了一台囚车。大家一拥而上，透过囚车上防止犯人逃跑的铁栅栏，饱览广州市容。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这个编写组是一个“乘囚车住劳改所的编写组”。

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左”的干扰。“四人帮”才下台，“文革”的遗毒还很深，很多人的思想一时解放不了，“左”的干扰非常大。

开会讨论的时候，仍然有人提出，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一定要“立足于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思维”。如果对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一定要“批”字当头，那我们的书就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

有人提出，要强调工农群众的作用，甚至说工农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是主体乃至主导作用。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才是那场革命领导者的观点不对，是“资产阶级高明论”。这也是一种“文革思维”。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怎么可能是革命的领导者呢？

在人物评价上，有人按照“文革”后期的“路线斗争”逻辑，简单地给人贴上“好”与“坏”的标签，不但无法正确评价立宪派的历史作用，就是在革命派内部，也只看到孙中山的作用，而把与孙中山有过分歧的，都视为另一条“路线”，或者把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功绩归到孙中山的头上，把孙中山的过错归到黄兴等人的头上。似乎只有这样，才最符合“革命逻辑”。

在对待国外势力的问题上，有人仍然坚持“文革”遗留下来的盲目排外倾向，认为凡是介入中国革命的外国人，都是“别有用心”，一切外来力量，都是“侵略势力”。在这种思维之下，是无法准确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的。

1976年编写组长沙会议后，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与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右为林言椒，后排中为戴逸）

诸如此类的“左”的干扰，明里暗里给我们的编写工作造成很大困扰。我们当时解脱的办法，是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开门讨论”。也就是说，开编写组会议的时候，不限于编写组的人员参加，同时邀请编写组以外的已经“思想解放”了的专家学者来讨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不但能够更有效地消除编写组中“左”的倾向，并且能较好避免编写组内部出现无谓争吵。积极参加讨论的“编外”人员有陈旭麓、陈庆华、戴逸等人，其中尤其是陈旭麓，几乎每会必到，为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议。为了统一编写组的认识，形成共识，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我撰写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作为编写组共同秉承的指导思想。不过，总还有个别人，在反复辩论之后，始终不肯放弃“左”的成见，离开了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