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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结合写作班子（第1页）

2。“三结合”写作班子

与林言椒在北京初步商定之后，我便回了武汉，立即又陷入日常教学之中，对于编写《辛亥革命史》，一时并无行动。倒是林言椒动作麻利，他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很快就和除林增平以外的各方学者联络上了，并且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开始进入正式搭建写作班子的阶段。

那时依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这一制度使搭建写作班子一事变得复杂，使我们被迫做了不少“虚功”。

党支部好解决，当时华师的领导机构是革委会和临时党委，党委书记为本校教师能主持编写这么一套由国家最高一级出版社出面组织的著作感到高兴，表示鼎力支持。

“工农兵”的问题不好解决。不是找不到工农兵，而是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经历使我明白，工农兵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大多很低。他们进来之后该如何开展写作？

在武汉可以联系的企业很多，我们最后决定找武昌造船厂，因为据了解，武船的技术人员里，有一些是清华大学或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文化素质较高，而且正下放车间劳动，已经拥有工人师傅身份。我请善于公关的林言椒出面联系。果然，武船一看是人民出版社的重点出版计划，马上答应，派了好几个上过大学的“工人”，并答应在他们那里举行编写组的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于1976年夏秋之间举行，除林增平之外，编写组的重要成员都参加了。大家做了一个大致分工，决定回去之后就动手写作。但随着编写组工作的开展，我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请林增平出山，请他和我一道主持工作。

我将此意和林言椒说了，他马上行动，跑到湖南，居然说服了省委宣传部，同意林增平立刻出来工作。林增平第一次来参加编写组会议时，还穿着带有尘土的劳动服装，并与我们谈炒茶经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和他治学的态度一模一样。从那以后，《辛亥革命史》便有了两个主编，我与增平从此密切合作，开始了“林章配”。

“三结合”模式维持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湖南和贵州也都找过合作的工厂，吸收了一些工人到写作组。这些所谓“工人”大都文化水平相当高，不过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我们为他们办过学习班，试图使他们能够真正如专业人员一样做研究。但效果不佳，他们后来写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连修改的基础都没有。

唯一的特例是冯祖贻，后来真的进入到写作班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贵州平坝有一个飞机场，冯祖贻就是从那里“结合”进来的。他是学历史出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随何兹全读了研究生，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后来下放贵州平坝飞机场劳动，因为文化素质甚高，被安排在子弟学校教书。因此，他可称“冒牌”工人，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已具有独立执笔写作的能力。

这种“三结合”的体制到“**”结束之后，才慢慢悄然消亡，我们的撰写工作，慢慢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