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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东京到京都（第1页）

4。从东京到京都

11月初结束美国的行程之后，我直接去了日本。京都大学邀请我访日时，本拟安排我在1980年元月以后为该校文学部讲一个月的课，但我国教育部为节约来回国际旅费，要我把访日提前，与访美之行衔接起来。京都方面颇感为难，但终究还是顺从了中方的意愿。不过，受学期结束和年末经费紧张的限制，时间缩短为两周，一半访问东京，一半访问京都，京都大学的课只有取消。

当我到达东京成田机场的时候，狭间直树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他是作为主请单位的代表，特意从京都赶过来接机的。不过，由于第二天还要上课，他安排好我的住处并将我介绍给东京大学的佐伯有一之后，便匆匆赶回京都去了。

在东京，接待我的单位有两家，一为东京大学，一为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佐伯有一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是专攻明清史的专家。访问东京期间，他费时最多，尽心尽力，陪同我参观了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到上野公园精养轩凭吊过当年同盟会员的活动旧址，甚至亲自带我到火车站购买前往京都的车票。

田中正俊是东大文学部的教授，陪同我参观了东洋文库。田中身躯高大，动作敏捷。“二战”末期，他被征召到陆军，派往东南亚。虽服役时间很短，但终身为此愧疚，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战争·科学·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他在此书扉页引用了一首战死学生兵的小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创始人与精神领袖是野泽丰。因研究领域接近，我们很快成为相知甚深的海外知己。此次访问东京参加的学术活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该会的例会。

例会在一个叫作“江之圣”的和式餐馆举行，到会的有市古宙三、野泽丰、菊池贵晴、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石田米子等，多为关东地区有代表性的辛亥革命研究者，但学术观点分歧很大。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绅士运动”，野泽丰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石田米子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工农为主体的革命。

首先由我介绍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情况以及个人的观点，难免要涉及对“文革”期间“左”倾思潮的批判，如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我报告完毕，市古默然无语，野泽、菊池则高兴地说：“我们都是资产阶级派。”外表颇为文静的石田米子则发言颇为尖锐，认为不应忽视工农群众的重要历史作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应给予足够理解。到会的还有很多年轻学者，见解也不尽相同，于是唇枪舌剑，各抒己见。讨论中，有多人批评市古宙三的“绅士运动”论，但市古颇有绅士风度，不作任何争辩，大有犯而不校之态。

这次讨论会从下午三点开始，六点吃晚餐，在餐桌上边吃边谈，一直到九点才结束，前后整整讨论了六个小时，为此行前所未有，让我见识了日本学者的直率爽朗。

有天晚上，我回到宾馆不久，接到了久保田文次的电话。一会儿用中文，一会儿用英文，热情中透出一丝慌乱。大概他担心自己的中文和英文都不太过关，因此用英文对我说，明天如果有时间，希望能见一见面，方便与否，请用简单的“Yes”或“No”来回答。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爽快地对他说了“Yes”。于是，在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晚上，久保田文次偕夫人博子和女儿明子单独宴请我于椿山庄。博子曾经在上海生活过，也是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宋庆龄。椿山庄远离市区，原为山县有朋的别庄，掩映在浓密树林之中，侍女和服及地，持灯徐徐前行，夜色浓密，万籁无声，使我想起聊斋故事。月光入窗，泉水淙淙，诚为论学佳处。我们相谈甚欢，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第二天，我便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狭间直树的导引下参观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书库，并与竹内实、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小野和子等学者晤谈。竹内实出生于济南，华语极佳。他对鲁迅、毛泽东等有深入研究，当时正研究郁达夫。他告诉我，当年杀害郁达夫的凶手尚在，听说其内心极为痛苦，深自忏悔。竹内很风趣，有一天晚上，喝完酒，已过九点，他突然郑重其事地邀请我上传统和式澡堂。因为听过传统和式澡堂“男女不分”之类的传闻，我婉言谢辞。他说：“你这样保守，很难全面了解日本文化。”我笑道：“我宁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小野川秀美曾经主持过“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大家分头阅读，集体讨论，最后出版论文集。这个研究班结束之后，他又主持“辛亥革命研究班”。在他退休之后，由岛田虔次主持。岛田少年时期即不满于军国主义，曾跑到大连读中学，194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求学期间与郭沫若与安娜之子和夫结交。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班”是一种很好的研究平台，不但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注重集体力量，并且还借重校外人才，京坂神地区诸多高校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是研究班的成员，显示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我的学术报告，就是以“辛亥革命研究班”的例会形式举行的，有来自奈良、大阪、神户等地的30多位学者参加，陈来幸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她在神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到会最早的听众，因此得以从容叙谈。京都地区马克思主义学者多于关东，且参加此次会议的多是对辛亥革命已有长期研究的学者，因此在我报告完毕之后，讨论颇为热烈，对辛亥革命时期工农作用、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等问题争论尤多。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讲演（左为竹内实，右为狭间直树）

除交流学术，我还参观了曼殊院等几处寺庙，游览了岚山，在那里瞻仰了周恩来总理诗碑。又在狭间直树的陪同下游览了奈良，参观了唐招提寺，可惜未能见到鉴真真身。从奈良回来，赴狭间家宴。他的儿子站在门口高呼“章开沅先生万岁！”令我惶悚不已。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喊“万岁”，不过表达内心欢悦或敬意，与中国人呼“万岁”完全不是一回事。

离开日本前，狭间还陪我去了一趟熊本和长崎。熊本县荒屋村是宫崎滔天的故居，在那里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拜谒了宫崎家墓。长崎环山面海，秀色可餐。狭间陪我参观了大观音像，那是为核爆牺牲者所立，脚踏莲花，俯视人间，慈悲庄严，祈求世界和平。夜里和狭间逛街，经旧巷，在一栋房屋门前有两个靓女相对而立，和服浓妆，对我们鼓掌微笑。我以为显示日中友好，鼓掌微笑回应。狭间赶忙制止，并拉着我快步走开。我问他为什么，他笑道：“先生不知，那是一家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