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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华中大学合并

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做出决定，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名称，将教育学院并入武昌华中大学。两校合并后，改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更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成立之初，有所谓“三元”比较受重视，指高原，常春元，章开沅，意思是说这三个人还有点理论水平。不过，在“办学方针大讨论”之后，我就被边缘化了，和王老疏远了。因此，与华中大学合并的部署、交接，我完全不知道。现在能够忆及的，只是一点表面的情况。

正式合并之前，已经派人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派陶军通过“新教协”与华中大学取得联系，经常到华中大学做政治报告，增进理解，物色骨干，团结朋友。陶军毕业于燕京大学，口才极好，他的大报告在武汉风靡一时。通过陶军的工作，为合并做了一些必要的铺垫。因为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我们把它所在的昙华林、粮道街一带看得很可怕，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认为间谍、特务有一大堆，说不定还会打黑枪。因此，对于进入华大的陶军，有必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小汽车，步行又太危险，于是每次都用一辆马车接送。认为马车多少有点防护，遇到危险的时候，车夫也是个帮手。这位车夫后来成为华师的第一名司机。当然，他本来是会开车的，不过新中国成立前是开消防车。

陶军的演讲对华大的学生影响最大的，大概是“建立思想上的万里长城”一句。因为合并之后，大家经常把这一句挂在嘴上。国歌号召大家“建立血肉的长城”，陶军则号召华大师生“建立思想的长城”，反对、批判，进而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构筑思想上的万里长城。由于有这种出色的前期工作，加上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受影响，因此，合并之后，学生们基本上都是欢天喜地的。做保卫工作、开批判会的时候，学生和原中大教育学院的青年教师，还有原华大地下党团的教师，都被作为依靠对象，是一个阵营的。

教师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一般的中青年教师，好像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似乎没有什么隔阂。中间有一些还是地下党员，那就更不存在隔阂。但教师中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其内心世界如何，就不得而知。

至于以韦卓民先生为代表的领导层，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相互之间还是各有防范。有些共产党领导工作作风比较简单粗暴，使这种疏隔感进一步加深。那时整个高校只有一个党委，设在武汉大学，书记是徐懋庸。徐懋庸才华横溢，但讲话语言尖刻、刁钻刻薄。有一回他来我们学校讲话，批判韦卓民和那些老华大的人，说：“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投鼠忌器。如果器里面真的有老鼠的话，那就把器砸碎嘛，不然怎么抓得住老鼠呢？”如此简单比喻，实在令人不舒服。

华中大学本来是一所非常有内在凝聚力的学校，韦卓民先生一直致力于把学校办成家庭一样。中共如何将其拆散，将其改造，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惜，我当时完全没有怀着研究的态度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