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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中国成立时我家人的心态（第1页）

5。新中国成立时我家人的心态

对于我的家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心态，我倒是可以简单说上两句。当然，当时我与家里完全失去联系，只能是多年以后的间接听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祖父的心态和我母亲以及我兄弟的心态，有明显不同。

祖父继承曾祖的家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他的心境。我们家的铁矿公司在抗战胜利之后遭遇“劫收”，已经不归我家所有。面粉厂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无力继续经营，被芜湖市中粮公司收购，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

面粉厂被收购时，章家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祖父那一代人的生活依然相当优裕。但是，他的心情还是比较郁闷，毕竟祖上的家业，是在自己手上弄没了。芜湖已成伤心之地，他去了南京，和他的大女儿一起生活。

他们的住地在一条小巷内，小巷外面是一条大马路，巷子和马路之间有一堵围墙。有一天，祖父在小巷散步，巷子外面正好经过一辆飞奔的马车。马惊失控，马车居然把墙撞倒了，祖父恰好被埋在废墟下面。人们把他救起，送到医院抢救，幸好尚无大碍。在那之后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曰“恨再甦老人”。他常给我父亲写信，最后就是这样署名。

同样处于这样大变局，母亲的心情就大不一样。

我投奔革命之前，在家里留下一本高尔基的《母亲》。母亲看了这本书，很受感动，学伯威尔母亲，想为她自己的儿子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做点什么。渡江战役前夕，我家工厂成为国军江防军营。有一天，有个国民党士兵居然逃到了我家住宅。母亲知道了，赶紧拿出我们兄弟穿过的衣服，让他换上，并且打开住宅后门，让其逃走。

另外，她娘家有个姓芮的侄子正好在安徽学院（现安徽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她也常把我书橱中的进步书籍借给他看，此人以后也参加学运，参加革命，并曾在北京担任机要工作。他多年以后还记得我在书上角下的签名式样。

新中国成立以后，芜湖老家的房子没了，父母先是到重庆北碚姐姐家住，因她在军区图书馆工作，居住条件较好。1954年，母亲和父亲一道来武汉，与我同住，帮我照顾生活。当时学校家属宿舍很少，只有在街道上租住私人住宅。母亲一贯急公好义，讲究清洁卫生，来武汉不久，便当上了我们那个街区居委会的卫生委员。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她恢复了文化学习，经常用小学生的格子本练字，以便填写相关报表，对新社会抱有乐观期望。

我的三哥开诚加入了解放军，随二野到四川的时候，得胃溃疡去世。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可惜那么早就病死在医院。

我的五弟一直与我关系最为亲密。我在重庆当兵，他随我一道当兵。我退伍后办同仁杂志《洪流》，他就为杂志跑“发行”。我投奔共产党，他也相信我，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1947年暑假他和我一道采访过芜湖河南地区一个共产党烈士的家庭，看过一些那个烈士留下的书籍。面对解放，他也欢欣鼓舞。但是，他肺病已重，在战争期间，加上住宅淹水，无法出外就医，一病不起，未能分享到全国解放的喜悦。

五弟病中曾有日记，内有一篇模仿普希金的自撰墓碑文字，临终态度极为安详，最后一句遗言是“好了，我可以走了”。他对自己的健康已经绝望，自觉无从为新社会添砖加瓦，只有尽早离去，免得成为社会负担。当时只有父母在他身边，两老伤心之至，将他埋葬在芜湖名胜赭山，并且在墓碑上刻下他自撰的悼词。

我大哥新中国成立前已在上海市卫生局从事医药管理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不愿落在弟妹之后，率先参加抗美援朝，在上海奔走呼号，组织医疗队并亲赴前线组织野战医院，曾荣获三等功奖状，使我非常羡慕。据说他从军期间，蓄须明志，可见态度之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