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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办学方针之争（第1页）

3。办学方针之争

教育调查结束之后不久，教育学院举行办学方针大讨论。在南下之前，相关领导就有创办新型大学的设想，现在讨论办学方针，当然也是围绕如何理解新型大学展开。但听领导们做的报告，全都是围绕着“延安精神”展开的。在延安办学方针的指引下，培训了多少干部，培养了多少学生，表现良好，一片光明云云。在这种基调下制定的办学方针，恐怕还是延安式的照搬吧。这引起学校一些中下层干部的担忧。我们认为，延安精神当然是万古不朽的，但延安的那一套办学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党校或干部培训性质，作为正规的新型大学，不当如此。

不久，学校召开办学方针的民主大会。我作为研究室的代表和院学委会的成员出席，坐在主席台上。学委会的全称是学习指导委员会，是为了指导全校干部学习马列理论而设立的一个机构。中原大学有学委会，四个学院各有一个学委分会，我就是教育学院学委分会的。那时把政治学习的时间改在早饭之前，六点起床，七点多吃饭，中间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学习。学委会的人要提供必要的指导，并有权检查大家学习的作业、心得。应该说，能够进入学委会，说明院长王自申对我很重视。不过，在教育方针民主大会上，我以代表广大中下层干部的心声自居，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正在受到重视的学院“红人”，发言应该注意分寸，不宜有损领导尊严。我大谈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在办学上，要尽早从党校模式转变到正规大学模式。首要的，就是要减少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的时间，要鼓励学生在专业上有所增长。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经济建设，高校没有必要整天进行政治学习，好像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压倒一切。我还强调，正规大学之“正规”，就在于教育计划要相对稳定，不可时常变动。还有课程比重要合理，应以专业课程为主体。

如此这般，我自认为是代表了学校相当一部分老师心声，贡献了我们在办学方针上的恳挚建议。没想到，我的发言竟被认为是挑战了党的教育方针。会后，王老亲自部署，安排陶军第二天代表学院党总支发言，题目是《为捍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陶军发言我未做记录，现已记不清了，但这个题目就够吓人，我一下就变成中共教育方针路线的反对派。我当时很恼火。因为陶军事先在私下交流的时候，我们意见并无二致，他现在怎么这么发言？后来总算明白，陶军也是身不由己。他的发言，发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党的声音。领导要他代表支部发言，他不敢不言。原来党的纪律这么厉害，但党的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就一定能代表党的方针吗？

不过，我的发言也不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一线工作的四个系的基层干部一起讨论过的。因此，虽然批的是我一个，我们几个同伙也很生气。不过，对我的批判没有持久，很快就由办学方针之争转移到对我实行政治审查。

当时，对我的处境最同情的是高原夫妇。其实，王老对高原也不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也比较爱提不同意见。王老向人说过：“教育学院有两个人个人主义强烈，一个是高原，一个是章开沅。”

高原自己不便出面，便经由他的夫人、教工党支部委员杨健，代表支部找我个别谈话。杨健根本不提教育方针问题，坦率地告诉我，现在已在对我进行政治审查。

她对我说：“你要多想一想，不一定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你想起来自己有其他的问题，如社会关系、个人历史等，一定要赶紧向组织说清楚。”

我说：“我的情况在许昌市委都写清楚了，组织上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预备军官管理局是属于国防部的，你和国防部二厅有没有关系？”

我说：“我们不属于二厅。”

她说：“不属于二厅就好。凡带‘二’字的，都是情报单位。”

有人在怀疑我是国民党特务！我感到非常委屈。我想，难道这些人要在我身上再制造一个“野百合花事件”吗？王实味本是一个老革命，就因为在《野百合花》中揭露中共的等级主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硬是被扣上“托派”“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帽子，后在行军中遭秘密处死。

反思这一往事，我在进城之后不久，对一个草创阶段的教育学院，提出那么高的要求，显然过于苛求。但是，王老不能容纳批评，也有度量问题。对不同意见的人，在猛批之后继以政治审查，这虽是历史上的一贯做法，但现在历史条件已根本改变，而王老又是一个比较宽厚的长者，我猜想从开封到武汉，总有些人比较“左”倾，学习使不上劲，但开批判会都是上纲上线能手。但这些人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