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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家庭改良与婢女问题（第1页）

第一节家庭改良与婢女问题

中国的家庭变迁，源于西方观念的传播与渗透，并与中国人自觉接受和借鉴西方的风俗习惯相汇合，构成了家庭制度转变的文化背景。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初步具备了民主共和政体的雏形，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家庭改良的问题得到人们的重视，一时间，各种家庭理论和家庭变革的方案纷纷出台，主张家庭变革的人对家庭制度的设计也五花八门。在家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婢女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因为蓄婢的盛行，对婢女、婢女家庭、蓄婢家庭都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

一、蓄婢与婢女自身

“为奴为婢的，当然大多是限于贫苦的子女，因被生活底逼迫，只可莫奈何地卖给富家豪主为奴婢，苟延它牛马般的生命。”[1]如果这些贫穷家庭的女儿不做婢女，她们就会无法生存下去，给人当婢女最起码可以保证能够活命。一些家庭买贫穷女子作婢女，无形中也可以保护她们，使她们免于被卖入妓院。因为贫苦人家在“面临经济的苦难而不得不牺牲女孩时，第一步必先把她卖给人家作婢女、作养女，到了这条路走不通时，才把她们卖入妓院”[2]。

前文中讲过，蓄婢家庭一般家境都比较富裕，生活条件比贫苦人家优越很多，因此，有的婢女在主家能够达到贫苦家庭无法企及的生活水平，享受到在贫苦家庭中无法实现的生活条件，有的主人还会赏给婢女一些金银首饰。

但是，并非所有的婢女都是那么幸运，许多婢女的生活比较悲惨，婢女生活也给她们带来了不幸，她们“从小的时候就脱离了父母的爱，又要服从主人，无限制地为主人而劳作，有时还要遭遇主人的虐待，由虐待往往得到不幸的结果，而毁灭了她的一生”[3]。她们“衣不能御寒，食不能充饥，饥色形于面，皮肤裂于外，每日的工作，依然一无停息”[4]。“富家豪主每以奴婢之低贱，除任其劳苦的操作外，日恣意百般地苛待，偶一不慎，皮肉的鞭挞，肚腹的挨饿，诚司空见惯，其生活之可怜无以复加”[5]，“平日里，主人经常不管事情大小，稍不顺心随意打骂，还不准辩白啼哭”[6]，主人“不要的时候，可以把她当商品来贩卖，不然也就留为男主人做玩具，或把她当个礼物赠送亲友”[7]。婢女“除做了主人体力的奴隶外，有的还做着性的奴隶。无耻的男主人，往往于嫖妓宿娼外，以婢女为解决性欲的良好对象；当婢女的，则屈服于主人的权威，往往任其**；这性的奴隶所受的痛苦实有甚于娼妓，婢女做着双重的奴隶，简直是失去了社会上的地位”[8]。前文中已述及，婢女与男主人通奸、与男仆通奸的，或被奸污的，不在少数。董竹君在回忆录中讲到，她婆家大哥在将婢女佩琼奸污，致使佩琼怀孕后，她大嫂和侄女骂佩琼“引诱大老爷，要把她整死……大哥却不管了，好像不是他的事似的”，“大哥是一家之长，平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在家庭里自尊自大，家人都怕他。经常烧香念佛，有时还周济别人、做好事，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9]佩琼的事情也使她感到，在封建家庭里，婢女比仆人的地位还低，“和奴隶一样，没有最起码的人的权利”，而“佩琼的遭遇是悲惨的，幼小被人拐骗，长大后又被人凌辱，死活由别人支配，自己只有逆来顺受”。[10]

肢体的创伤能够恢复，然而，心理的伤害则难以愈合。主人对婢女肢体的伤害给婢女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负担，“奴婢见了主人，好像小鬼见了魔王一样，立不是，坐不是，哭不是，笑亦不是，四肢无措，头脑无主，小心谨慎”[11]。16岁的婢女张杏来抱着主家的小孩玩耍时，不小心绊倒，将小孩的右腿摔伤，她“一时惧怕”，投入了院内的水井里。[12]据董竹君回忆，戴季陶的夫人纽有恒是信佛之人，但“长得一副凶相。她活像《白毛女》里的地主老太婆一样狠毒心肠，虐待丫头还自以为是最善心的人。我到的次日上午……她坐在书桌椅上手拿佛珠，边学英文、边捻佛珠。一会儿，可怜的垢面脏衫的丫头手端着一杯茶将送到她手里时，丫头见她回头吓得魂飞魄散，连茶带杯摔落在地下了。她把丫头抓过来，在丫头的大腿上扭了几下，嘴里还骂个不停。丫头不敢哭含泪走了。她转过身来还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13]。

婢女心理的阴影在给她们带来心理负担的同时，还会使她们变得麻木。《京华烟云》中，婢女暗香自6岁被人拐卖后，从来没受过什么人的恩德，她也不敢存心再得到什么人的救助；她过去的主人家道中落，她也只是粗食破衣，勉强过活；她对自己任何的遭遇都概不关心，觉得自己伺候了一家再去伺候另一家，任凭命运摆弄，自己根本无所谓；为免受肢体的伤害，她害怕做错事；有时候，人家突然说句话，她的身体就会颤抖；她无亲无友，孤苦伶仃。杨刚的《爱香》中，婢女爱香从懂事起，就觉得周围的环境与她无分，她所见所闻的，都是生面孔、恶声音；手掌常常无从预防地落在她身上，梦境都使她提心吊胆，环境使爱香神经衰弱地惧怕着一切。

年幼的婢女本该是活泼好动的，而婢女的生活却让她们失去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有的活泼。据时人回忆，在一个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大学教授的家里，“有一位高三尺余的小女孩，站在门后边，每倒完茶，或做完了一切主人差使的事，仍站在门后边，动也不动，只有两只眼睛看看人罢了。要伊来做事的时候，只要一摆手就来了，伊站的位置很好，右方可以照管客厅，左边可以兼顾寝室”。在主家会客的两个小时里，“这三尺余高，不满七八岁的女孩，就没换地位，不动姿势的站了这样久，我们所谈的问题，是怎样使小学校的儿童不呆板，怎样使他们活泼，而这个正应开始受教育的小女孩，竟在那里整天受站刑，这是何等的不幸”。[14]

婢女生活中的遭遇，使她们看不到未来，她们在对前途命运感到悲观的时候，就有可能走上自杀的道路。例如，婢女范兰跟一妇人谈话后，“思虑自己命苦，终无佳境，一时心窄，暗自吞服火柴一盒，意图寻死”[15]。14岁的许若兰认为，“我们太太待我甚是薄淡，我又不愿为人家做使女，自不能辞脱，将来自可寻死”[16]。有人曾以诗歌的形式揭示了婢女的生活：

没见过可爱的笑脸，没听过和蔼的低语；

从黑暗和罪恶都市网里，爬过了十二年的岁月。

挨着骂，挨着打，这生活，永不会有过一个美好的希望；

把泪珠随着冰冷的剩饭咽下去，敢怨谁呢？

这是上辈子欠的账。

三岁的时候卖在这里，记不清亲生的爸和娘；

永没人来修，永没有来补，破的鞋，破的袜，破的衣裳。

没有一个甜蜜的回忆，数不清的打骂和创伤；

是上辈子作了多么大的罪，老天罚了这可怕的一场。[17]

战乱灾荒毁了家，

饥饿流浪，爸妈没办法，

养儿为防老，还是卖掉赔钱货的女儿罢！

自有生命，就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