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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隐性的自然02（第1页）

第六章隐性的自然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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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gsinthisroombeforetheybecame>

&makesyouthiheroomareseparate？

lacesaretherethatmighthaveledtothisplace？[86]

这些文字充满张力，思绪充沛，情绪随时准备爆发或者熄灭的句子一方面可以理解成美亚诗人对于自身身份、诗学和感官世界的认识和反思，如同被庞德等现代主义诗人“拐带”到英文中的汉诗，亚美诗人和亚洲以及美国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汉诗和亚美诗人都是因为“被写作”，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不妨看作是和斯蒂文斯早期诗作《事物的表面》互动，用汉诗标志性的简约平常，以直接经验冲破存在（being）和超验。

OftheSurfags

Ⅰ

Inmyroom，theworldisbeyoanding；

ButwhenIwalkIseethatitsistsofthreeorfour

Hillsandacloud。

Ⅱ

Frommybaly，Isurveytheyello>

ReadingwhereIhavewritten，

“Thespringislikeabelleundressing。”

Ⅲ

&reeisblue，

Thesingerhaspulledhiscloakoverhishead。

Themoonisinthefoldsofthecloak。

诗人足不出户，在自己后院或者阳台就可以看见“世界”“春天”，各种生动的自然。将这首诗和上文威廉斯的春天作品一并考虑，再次验证汉诗的自然对两位“歌者”的深刻影响：题材和元素选择上洋溢着浓浓中国味；金树居然是蓝色的，不由让人想起庞德《青青河畔草》；“Yellowair”乍一看让人不知所为，一番搜索之后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挪用“雾鸟沉黄气，风帆蹴白波”，只因韦利的汉诗英译包括白居易这首诗，用词也是一模一样的“YellowAir”[87]；罩衣褶皱中可看见月亮[88]，是否表示只有在想象的缝隙里才能看到真实自然？从第一节对世界观察之淡然，如休姆一样走到户外看到自然，到第二节曾经的（havewritten）象征性的（春天美女）媚俗表达（美女脱衣），再到第三节超越现实却回归现实，汉诗启发诗人如何进入退出自然，如何停留于其中，融入其中：世界就是几座山丘，一片白云；出去走走，从阳台上望去；不要让想象的罩衣遮盖住了头顶明月。据钱兆明考证，斯蒂文斯对中国宋代富有道家思想的山水画兴趣浓厚。诗人不但仔细观看了众多博物馆里的中国绘画，还研读了很多和中国艺术理论有关的著作，如比尼恩（Binyon）的《东方绘画》（Painti）和费诺罗萨的《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纪元》（EpochsofdJapa）[89]。在1911年给妻子的一封信里，斯蒂文斯附上一张剪报，内容是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的英译，他倍加推崇郭熙“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的主张，家门口、阳台外就可以看见真正的自由自然，不用像奥德修斯一般流浪到天涯去找寻，去回归。如此观察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和自己，符合休姆在《现代诗歌讲座》中宣讲的现代诗歌写作正在发生的转向，专注“片段语句”，注意力放在描写男孩垂钓而不是围攻特洛伊[90]。另外，也标志着现代派在自我减损和克服的过程中，试图对权利和意义去中心化和增强不确定性。并非每个人都踏上，甚至充足地想象奥德修斯的魔幻之旅，但人人都可以在自己院落和自然碰面。特洛伊的故事无论谁来叙述，都逃不开“这个故事”（thestory）的外在限制，而每个人眼里和身外的自然都是“一个故事”（astory），在家门口某一天突然遭遇，或者天天看见（缺乏时间纵深），可以漫步观瞧（缺乏空间纵深）的自然在水平方向上被拉伸和压扁，没有中心，不被统领也不统领其他，拥有高度不确定性[91]。前文所举《迟到的歌者》的例子，有学者敏锐观察到这首田园牧歌实际上不够浪漫，不够理想：麻雀不是云雀，沼泽也不是草甸。不过正是自然的不完美，诗人才能被美撞个满怀，才能发现“美好一下子来得如此充足”[92]。自然不是给了诗人一个“托物言志”的机会，相反，自然让诗人可以过度发泄，或者不言志，甚至不言。自然作为他者，不再是其他的代换，春天是美人，金树是青春等象征意味浓厚的符号开始瓦解。瓦解之后的美人缺席的春天，感受随之放大或者消减。提醒读者自然的“如是”和在场，也为后现代颠覆做准备。

可以看出，和庞德一心追求中国哲学思想和汉字，获得混杂方法和内容以成为现代诗歌的努力方向不同，威廉斯和斯蒂文斯等现代派更愿意将注意力投放在建设自身诗学平台，将日常生活和过去时代国别的诗学视为现成品，思考如何可以破除它们光滑而平整的外壳，改变已有诗歌经验的根本性状，完全超越熟知的经验本身。简言之，就是在生成西方诗歌的思想平台上撕开一条条裂口，填补一个个缝隙，致使思想平台能够反思并改变已确立的固有存在，扩充了平台摆放和生成物件的路线可能。到晚年，威廉斯给朱可夫斯基（LouisZukofsky）去信，提到自己正在反省庞德遭遇汉诗一事，很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判断，遭遇汉诗这件事毁了庞德（wentstraighttohell）[93]，当然也是庞德自身特质使然。威廉斯认为，借助东方学家观察东方的美国诗人，倾向于对东方进行学院派式的分析，观察目光被文本连带的他者性所耗散，总是愿意把原作想象成“其他”，灵活不复存在，只剩下“凝滞”（Stasis）[94]。以庞德为例，汉字和试图利用汉诗帮助美国诗歌实现复兴的宏大计划遮蔽了汉诗写作手段内核，根本让他走上了歧途，也就是对中国想象的无力为继。具体说来，观察汉诗很容易让人跑偏——为汉字着迷或者去深究汉诗背后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庞德作为他者，始终未能进入汉诗的门墙，他尚未能深刻理解汉诗形式便站在门外靠贫乏的知识和失真的传说开始臆测，因此无论是从汉诗平台搬运过来的原件，或者是对汉诗的自发想象，都表现出杂乱和失常。具体事例是他研究汉诗这么多年，一直停留在哑巴中文阶段[95]。失去了音韵美，既不可能奢谈形式的完整，也难以猜测形式的美妙。异位移植的产物让诗作不再立足于声音即形式的美妙，而是退化成宣讲（proos）；宣讲人试图抬出一个又一个古圣先贤，掺杂各种各样的诗学思想，最终辜负了观察对象，也失掉了自然。[96]

美国现代诗人听风、听雪、听水声，深入思考空间边缘和思想尽头以外的存在，在抽象方法和写作形式上受到汉诗影响，只是一方面，至多归结为间接而隐性的影响。承接上文关于杂交产物的比喻，聆听自然行为本身，以及现代主义对先前时代思想方法的暗指，直接源头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贝克莱（GeeBerkeley）关于人类感觉和基于感觉的现实世界知识的论述，如著名的esseestpercipi（存在即是被感知）。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ThePrinanKnowledge）中对思想之外的思想，或者说思想之外能不能存在可以被感知和想象的物体，进行了详细阐发。他说：“检查你自己的思想[97]，然后试试看能否构想（ceive）一个声音，或一个形象，或一个动作，或一种颜色，可以脱离思想和观察（withoutthemindorunperceived）而存在。”以上字句和论述句法可以很轻易而迅速地把读者拉回斯蒂文斯的《关于纯粹存在》。那只站在棕榈树上唱歌的金色羽毛的鸟，不正是声音、形象、动作、颜色全部具备吗？贝克莱进一步举森林中的一棵无人知晓的树，或者书架上一本无人翻阅的书为例，说明这些所谓绝对存在（absoluteexistence）也是建立在可能被人看见的基础上的（mayperceive）。存在本不愿意落入构想之中，却非通过构想才能存在。推论是，如果真有所谓绝对存在，要么是没有意义的单词，要么是自相矛盾，“想法的存在恰好说明其中的被动和惰性”。斯蒂文斯的鸣鸟就唱着一首没有意义的外国歌曲（af），角色人物和话语对象“你”（you）表面上看，知道歌声和高兴无关（notthereasonmakesushappyorunhappy）。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是高兴，惰性使然，即便高兴来敲门，也不做他想。贝克莱之后，关于“无人看见之树”的问题继续有人探讨。较为有名的是《科学美国人》（Stifi）杂志在19世纪末提出的问题：“如果无人岛上一棵树倒下，会有任何的声音吗？”杂志给出的科学回答是如果没有耳朵听，“声音”的说法当然也就无从谈起[98]。以这些思想发展历程为知识背景，不难接近和理解庞德为何直接在《诗章》中植入汉字和古代中国先贤的名字[99]。这些无意义的单词如同电脑木马病毒源代码，用意义的不在场遮盖文字背后汹涌的思潮和复杂的文本结构，能够强行改变英文诗歌的“道心”。威廉斯等人听风听雪的诗句，也让现代主义诗人对贝克莱思想的美学限制所取得的突破变得清晰明确。现代主义诗人笔下听风听雪体现的现代性，是对贝克莱问题的继续思考。而汉诗的进入扩张了思考的广度，间接提供了进入问题的新入口。突破之一便是，绝对存在如果不能在以思考者为主体，以思考者的思想为触手的情况下被触碰，那么去掉思考者（无我），让感受高度放大，通过能指的大量丰富和重重叠加，切断能指和所指（意义）间的联系，达到后现代的无意义（wordswithoutameaning）。玛丽安·摩尔对斯蒂文斯在《风琴》（Harmonium）中表现出的人格分裂也有所察觉，一面是“有控制力和安全感的，严肃且高贵”，另一面又是“愤怒的，狂暴最终到粗鲁的”双面诗人[100]。并认为诗句中物体的丰富已经过量，到头来失去了秩序。

[1]刘勰，2003，p。20。

[2]周振甫，1981，p。3。

[3]Ibid。，p。20。

[4]刘勰，2003，p。21。

[5]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见Jessica，2007，p。422。

[6]Kraut，1992，p。423，《文心雕龙》中关于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详细论述。总体说来，圣人最大作用不超过引领写作之人通往“道”。写作不必拘泥于圣人思想。“师乎圣”的前提是“本乎道”，学习之后要能“师心独见”，有创新和变化。详见周振甫，1981，p。540。

[7]Jessica，2007，p。426。

[8]Boone，2006，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