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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甘肃佐贰分防趋势及其成因（第1页）

四、甘肃佐贰分防趋势及其成因

光绪十二年，清政府筹备第五次纂修《清会典》。为准备其中的《大清会典图》，十五年令各省重新测绘地图并上缴会典馆。光绪十九年，甘肃一省终于测绘完毕，时陕甘总督杨昌浚进折汇报了测绘情况:

查甘肃东起西经八度，西暨二十六度，南起北纬三十二度，北暨四十一度。会典馆奏颁图幅限于方围，因分嘉峪关内八府、五直隶州、一直隶厅为一总图;嘉峪关外安西州并青海为一总图，均按章以一百鸟里为一方。又八府、六直隶州各为一图，以五十鸟里为一方。又化平直隶厅幅员过小，以十鸟里为一方，仍附省图各总图之后为一册。至于经纬度分、方位、界址、距里、冬夏至日出日入时刻及山向、河流源委，详列于说。其各直隶州自治之地及府州属地，共六十七厅州县，又经征钱粮分防佐贰十三处各为一图[65]

《大清会典图》中的地图无非是省图、府图、州图、厅图、县图这么几种，自乾隆《大清会典》以后即是如此，光绪朝重修《大清会典图》亦是延续旧制。然而在甘肃省测绘地图时，专门为“经征钱粮分防佐贰十三处”各绘一图，这意味着在新的正式上缴中央的地图中，出现了新的“成员”。所谓“分征佐贰”，实际上只是州县的僚属官如县丞、州同等，在清代往往因分驻到治所城市之外，而有了“分防”、“分征”的称谓。然而，这种分防佐贰抑或是分征佐贰，按照通常的理解，只是将县政的部分事务交予其管理而已，本身并不是在原有府厅州县之外新划出一类“行政区域”来。那么，为什么甘肃要单独为这些并非行政区划的“分征佐贰”绘制地图并上缴会典馆，的确令人疑惑不解，以往的研究亦极少关注于此[66]。

光绪时新测绘的甘肃省新地图，正保存在宣统元年新修的《甘肃新通志》卷首之中。赖此可知，上述奏疏所提到的“经征钱粮分防佐贰十三处”地图正是:皋兰县红水分县图、狄道州沙泥分州图、隆德县庄浪分县图、固原州硝河城分州图、海城县打拉池分县图、陇西县漳县分县图、秦州三岔分州图、阶州西固分州图、安化县董志原分县图、灵州花马池分州图、张掖县东乐分县图、肃州王子庄分州图、高台县毛目分县图[67]。

表7-5甘肃分征佐贰设置时间

资料来源:《清实录》等。

仔细分析设置这十三员分征佐贰时的原始奏疏及相关文献，可知佐贰分征的背后，大致与下述三类因素有关:

第一，与县境辽阔，个别区域距离治所过于遥远，知县难以兼顾，必须移驻佐杂官员驻扎弹压等因素有关。这是将佐贰官员分防的最根本因素，所谓“各县设立佐贰，分防地段，因县治辽阔，印官稽察难周，故特划分界址”[68]。甘肃省疆域辽阔，而设置的县级政区数量又少，平均每县辖境过大，陕甘总督黄廷桂就曾感慨道:“甘省有司所管四境，相距县治率多辽远，一切稽查匪类，弹压地方，已恐鞭长莫及，耳目难周，且边地气候不齐，每岁风霜蠹雹偏灾，时有查勘办赈”[69]，故须分设佐贰，给予在一定辖地内的若干职权，以减轻正印官的管理压力。由笔者绘制的“甘肃省分征佐贰图”，可以明显看出甘肃省十三员分征佐贰驻地距离州县治所的距离均比较遥远，这是促成佐贰官员分防地方的根本动力所在。如张掖县，“为河西大县，幅员辽阔，周围几及千里，县令、县佐、典史均在县城，稽察难周，每有鞭长不及之虑，而正东、东南各堡寨距城更远，居民稠密，风俗刁健，奸匪易滋，且有南山番族出入往来”[70]，防范难周，故乾隆九年将县丞移驻至东乐堡，以便弹压地方。又如皋兰县红水县丞，乾隆三年始设，驻宽沟堡[71]，又兼管驿务[72]，二十二年因该县“北乡之红、永、宽、镇四堡距县三四百里不等，里民纳粮，跋涉维难”，将县丞移驻红水堡，就近分征红、永、宽、镇四堡额粮[73]。同样在乾隆二十二年，陕甘总督黄廷桂等因狄道州所管西北各乡距州治一百二三十里，“回汉杂处，民情刁悍”，故移同城州判驻沙泥;秦州三岔分州亦于乾隆二十二年设置，此因秦州所管东南乡与陕西宝鸡县连界，距州治280里，山深箐密，故移与知州同城之州判驻扎于三岔镇，“其附近三岔镇各堡钱粮即分归该州判就近征收，仍照旧兼司捕务”[74]，其目的均是为了解决距县或州治过远带来的控制不力问题。事实上，与甘肃的情况一样，清代在处理其他省份的县级政区僻远地方的管理问题时，亦通过类似移驻佐贰文员的办法加以解决。如山东巡抚杨应琚曾言，“州县之疆理原属久定之章程，固未可轻议更张，致滋纷扰，但若地连外省，僻远孤悬，来往稽查，官民交累，又不得不筹移驻之法而贻一方之后虑也”[75]。陈文述也曾论及为何要在政区僻远地带移驻佐杂官员，他说:“州县接壤之地及距城辽阔处所宜增设、移驻佐杂以资控驭也。县境辽远者，每至百数十里，两三县接壤之地，最易藏奸纳匪及土豪把持之弊，以去县较远，控制不便也，宜酌量形势，添设巡检或移驻县丞……则声势联洽、人心安静矣”[76]。由此可见，佐贰分驻乡村的现象并非甘肃所仅有，在其他地域同样较为普遍地存在，已形成一定的“共识”。

第二是因裁县而设，令分防佐贰管理原县辖境。甘肃省分征佐贰中此类情况有两例。一是庄浪县于乾隆四十二年裁入隆德，但庄浪县境“若全归隆德，则距县较远村落，凡遇完粮、诉讼等事，往返维艰，应将分驻宁羌驿之河州州判裁汰，改设庄浪县丞。……从之。”[77]正是考虑到庄浪裁入隆德以后，治理不易，故另移设庄浪县丞，管理原庄浪县的地界。在设置庄浪县丞的奏疏中，陕甘总督勒尔谨是以“紧缺州县原有佐贰分驻就近查办之例”为依据奏请添设的[78]，可见清代是有在裁县之后设置佐贰官来管理的“成例”的。漳县于道光年间并入陇西县，亦添设县丞一员，“惟县试文武童生尚赴陇西应试，其余仓库、钱粮，一切命盗、词讼均属县丞管理”[79]。

第三是地方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的分征佐贰的设置，董志原分县的设立就与清末同治年间回民起义有关。由于地主阶级剥削日重与统治者“护汉抑回”的歧视政策，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的回民爆发大规模起义。起义率先于同治元年在陕西爆发，但遭到清朝统治者的镇压。同治三年，陕西回民军退守至甘肃庆阳府董志原一带，分散居住在方圆三百里的村落中，人数达六七万。该地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势扼要，又是陇东产粮区，起义军得以在此休整，并在随后几年不断进攻固原、庆阳府城等陇东地区。左宗棠率部在同治十二年镇压了回民起义[80]。政区调整成为左宗棠处理善后事宜的重要手段，其中对庆阳府、宁夏府等起义军长期据守之地通过升格政区等级和建立县治、厅治措施强化统治，对起义军的根据地董志原则分设县丞严加防范。左氏奏称:“窃照陕回入甘后，即窜踞董志原地方，同治八年克复后，查该处系安化、宁州、镇原三州县分辖，南至泾河北岸家门泊起，北至驿马关、大乐涧、景山等处止，袤几三百里，东界马连河、赤城，西近销全、关泉各镇，广逾二百里”。如此广袤早已超过“百里之县”的标准。且该地处于三州县交界地带，离三州县治所均八九十里及百余里，因未设官吏，故“钱粮词讼一切经理乏人，民称不便”[81]，“奸匪”易于藏匿，故左宗棠于平乱之后，奏请于此处设立县丞，区划界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