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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征县丞与分守县丞（第1页）

三、分征县丞与分守县丞

福建分征县丞的出现是福建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特质之一。但福建全省的县丞并不止这十几员而已，其他并不具备分征职能的县丞又分布在哪里?其职能如何?

藉由分征钱粮与否，可将分防县丞区分为分守县丞与分征县丞两类。前份有关养廉银的奏折中，可以明确知晓乾隆十六年时，福建全省分征县丞共十六员。那么该年时，福建其他分防县丞又有哪些?

追溯起来，雍正九年，台湾府台湾县添设罗汉门县丞、凤山县万丹县丞、诸罗县笨港县丞[51];雍正十年，漳州府龙岩县县丞移驻溪口[52]，十二年龙岩升直隶州，县丞改为州同;乾隆八年，福州府古田县县丞移驻水口，邵武府邵武县县丞驻拏口[53];乾隆十六年时，福建分驻乡村的县丞除十六员分征县丞外，还有以上五名县丞，显然，它们并无分征钱粮之责，那么它们在基层的职责如何?

台湾府共有县丞三员，均为雍正九年所建，据《清实录》所载，罗汉门县丞之设是因“地方紧要”，移设县丞以便与汛弁互相防查;凤山县万丹县丞令其管辖淡水、枋寮口等处;笨港县丞之设是因该地户口繁多，添设县丞以便查拿巡缉，都是与治安功能相关。古田、邵武二县县丞的移驻除了弹压地方以外，还多了一项兼管驿务的职责。据闽浙总督那苏图的奏请，“古田县水口驿向设驿丞一员，系水陆会集之处，驿丞不能兼理民事，请移古田县县丞驻其地，兼管驿务，驿丞缺裁;邵武县拏口驿向设驿丞一员，系江右往来通衢，距县窎远，驿丞不足以资弹压，请移邵武县县丞驻其地，兼管驿务，驿丞缺裁”[54]。从《清实录》来看，该二员是否分管一定辖区尚难确定，但乾隆三十二年邵武府拏口县丞移设禾坪的奏疏中，透露出了拏口县丞的辖区，“吏部议覆。闽浙总督苏昌奏称邵武县禾坪地方离城窎远，耳目难周，必须于适中之地添驻员弁。查邵武县拏口县丞，公事甚简，应请将县丞移驻禾坪。其拏口地方，系驿路通衢，未便乏员驻守。查有邵武府司狱一员，专管府监，一无所事，应裁改为巡检一员，驻扎拏口，将县丞所管十都村乡归设巡检管辖。”[55]可见原拏口县丞所管乃该驿附近十都村乡之地，转交巡检管辖，而禾坪县丞新管该县第三十二都起至四十三都止，共十二都之地，“除命盗重案及户婚、田土词讼仍归知县审理外，所有赌博、斗殴、鼠窃、私宰等事实归该县丞就近查拿审理，按月报查”[56]。而县丞与巡检司之间自然的互换，也说明该县丞所管之事，与巡检司并无二致。陈祺助在《清代台湾县丞与巡检设置研究》一文中，曾根据驻地与职责的不同将县丞区分为三类:一类是驻地与印官同城的县丞，称作“留守县丞”[57];一类是承担刑名钱粮、职权与知县无异的，称作“分征县丞”，这是沿用清代档案中的叫法;一类是分守县丞，是指虽分驻外地，但其功能与驻守在外地的巡检司差别不大，都为分防地方而设。

乾隆三十二年莆田县平海县丞的设立正是透析分守县丞与分征县丞区别的典型案例。该年，福建巡抚崔应阶因莆田县平海地方离县九十余里，逼近海滨，与台湾竹堑遥对，该地居民多出海打渔，易出洋为匪或行偷渡，因此奏请将莆田县县丞移驻该地，管辖该地附近四十二村庄。授予的职责是“凡有匪类、偷渡、劫窃等事，责成该县丞就近查拿，移县究详，其余窃贼、赌博、私宰、窝娼、斗殴事件并归该丞管理。其钱粮、人命、商渔□照以及户婚、田土讼案仍归该县办理”[58]。分征县丞与分守县丞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钱粮之责上，同时在司法案件处理中，权限亦有差别。分征县丞可单独处理除命案以外的其他案件，而分守县丞只享有一般细事裁判权，而户婚、田土等讼案都可能要移县审理。

当然，分守县丞与分征县丞之间虽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别，但也有互相转化的可能。如上述水口县丞，乾隆八年初设时，其目的在于弹压地方，兼管驿站，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对其职能进行调整以后，就有了分征县丞的性质，“闽浙总督钟音等奏，福建古田县水口、黄田二驿距县远而差繁，前水口驿系分防县丞兼管，黄田驿，驿丞专管。嗣裁驿丞，将二驿俱归县管，遇要差，难免误公。分防水口县丞，自驿归县管，事务甚简，且黄田距水口较近，请将二驿归该县丞管。其附近地方，额征民屯粮银亦令征收，应给驿站银，即于此项动支，仍由该县覆销。地方斗殴、赌博、私盐、逃盗及递解人犯，均责成查办。户婚、田土等细事就近审报，失事，照该管官例参处，并请铸给古田县移驻水口县丞兼理水口、黄田驿关防。从之”[59]，就由单管治安之事的分守县丞转变为具有刑名钱粮专责的分征县丞。在奏档中，该分征县丞所经管之地为“附近水口、古田之一、二、三、四都地方”，额征民屯粮银2410两，“照闽省县丞分征之例并归该县丞征收”[60]。

直到清末，福建全省县丞共二十九员，其中留守县丞共六员、分守与分征县丞共计二十三员。上述十六员分征县丞略有变革，而又新增了若干分征县丞。

表7-4宣统三年福建县丞分布及其性质

续表

资料来源:《嘉庆重修一统志》福建统部;《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福建省;《清实录》。

除此之外，有一例州同也有分征钱粮之责。龙岩县本属漳州府，雍正九年移县丞驻溪口，分万安里五图，令其征收钱粮。雍正十二年时，龙岩升为直隶州，县丞遂改为州同，而原万安里五图仍令州同管理，实为“分征州同”[61]，分征人丁2073丁，每丁征银不一，共征银672。893两[62]。当然，龙岩直隶州溪口分征州同本质上仍是由分征县丞演变而来的。福建省为各属汇报征收钱粮新旧钱粮的列折通报单，正显示出了清代福建钱粮征收的五种单位:州、厅、县、县丞、州同:“某州、厅、县、县丞、州同为折报事:遵将卑职衙门征收新旧钱粮米已未解数目，分年按月折报，伏祈查照施行。须至折报者。某州、厅、县、县丞、州同嘉庆二十年额征地丁额若干、耗羡银若干、粮米若干、米耗银若干，自本年某月某日开征起，自某月某日止，征过”[63]。

分征县丞及州同对钱粮独立征收、独立押解，大概是其他佐贰所根本不具备的职责。但如果将钱粮征收分为征收、上缴两部，则上缴除这十几员县丞、州同外，其他均是知县、知州或厅同知、通判所为，自无疑问。但征收环节，除分征县丞、州同外，还有其他分防佐贰参与，如巡检，但为数极少。

乾隆三十一年，闽浙总督苏昌奏请移驻佐杂的奏折中，提及松溪县遂应场巡检设置的来龙去脉时，称:“查同属之松溪县有遂应场巡检一员，从前建设之初，因遂应场离县一百二十里。前明开采矿砂，恐聚匪滋事，因建设东关寨，安兵戍守，分驻巡检，以资弹压。厥后矿衰人散事稀。查戍兵久撤，巡检未裁，遂迁往东关。雍正二年因东关近城等事，将巡检仍题请改驻遂应场，代县征粮。嗣因该地米粮易清，毋庸代征”[64]。可见遂应场巡检在雍正年间也曾代县完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