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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植与杨德祖书的英译（第1页）

（二）曹植《与杨德祖书》的英译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写给杨修的信，表达了曹植对于文章写作与批评的看法。缪文杰的《东汉末期的文学批评》一文，高度评价了曹氏兄弟文学批评的意义，但此文主要是曹丕《典论·论文》的逐段翻译和讲解，至于曹植《与杨德祖书》的译文则被置于附录之中，基本上没有做任何讲解或讨论。侯思孟的《中国三世纪早期的文学批评》一文，更全面地讨论了曹丕和曹植的文学批评，对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有详细的论述。侯思孟认为，曹氏兄弟是令文学摆脱经学附庸传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批评“开创了中国思想的一片新领域，但同时也阐发了传统的、‘古代’的文学观念，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这个传统”。对于《与杨德祖书》来说，尤其如此。侯思孟强调了这篇书信作品的价值，认为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提出的批评理论，而且是因为它第一次从文学——主要是诗——自身来讨论它”[41]。

黄兆杰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也全文翻译了《与杨德祖书》。他的翻译贯彻了“可读性强的英文”的原则。这封信本来是以“植白”开头的，但是译文中径直改为“DearDezu”，完全套用英语书信的格式。黄兆杰在尾注中也说：“严肃的汉学家可能不赞成我这种自由的译法。”所以，他在译文之后的注释中，同时提供了原文的直译“Zhihasthefollowingtomakeclear”。[42]

《与杨德祖书》的结尾有“辞赋小道”的说法，这种观点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正好相反。因为这个原因，侯思孟认为曹植没有摆脱传统的文学观念。黄兆杰则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曹植在后世被塑造为怀才不遇的天才，但是黄兆杰提出异议，认为曹丕的成就大于曹植，特别是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表述的文学观，没有达到曹丕的思想高度，此信的“历史价值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黄兆杰的语气逐渐加重，他说《与杨德祖书》对文学的态度是“根本否定”而崇拜功业，“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愚蠢和庸俗的”。黄兆杰称：“这封信中的曹植，很明显是不快乐的。同情他的困境，是人道；但如果同意他的观点，则是愚蠢。”[43]

曹植的“辞赋小道”说，背后有复杂的原因，论者也有不同的解释。鲁迅早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相比之下，黄兆杰的批评显得有些轻率。不过，黄兆杰编译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是英语世界出现的第一本中国文论译文集。他希望这本译文集能帮助西方读者了解文学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对曹植的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