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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机文赋的英译（第1页）

（三）陆机《文赋》的英译

《文赋》既是一篇文学批评，又是一篇优美的赋，记录了一个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种种问题的看法。所以，《文赋》在英语世界中一直备受重视，英语全译本的数量最多。《文赋》的全译，至少有陈世骧、修中诚、方志彤、黄兆杰、哈米尔、宇文所安、康达维以及托尼·巴恩斯通与周平诸人所译的八种。此外，还有其他研究中国文论或中古文学的汉学家，曾在自己的专著中节译过《文赋》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措辞上还是在论述上，《文赋》都比《诗大序》和《典论·论文》复杂，这对英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前所述，陈世骧所译《文赋》1948年初版于北京，是最早的《文赋》英译本，并在1953年于美国重刊。1948年版的英译《文赋》，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陆机生平及《文赋》创作时间考”，第二部分题为“译文中的概念及表达”，第三部分是“《文赋》英译”。1953年的重刊本，虽然译文有所修订，但是删去了第一、第二部分，另增加一个简短的导论。不过，重刊本制作颇为精美，译文前有张充和手书的《文赋》原文，字迹娟秀，封面是陈世骧题签的书名，古雅凝重。重刊本还增加了一个“附记”，补充了陈世骧与逯钦立关于《文赋》创作时间的书信讨论。[44]

在1948年版英译《文赋》的第二部分，陈世骧用24页的篇幅讨论了16个术语词句的翻译问题：情；意；中区；批评的角度；叹逝；六艺；古今须臾，四海一瞬；班；岨峿；形内；理；义；赋；姿；嘈囋而妖冶；课虚无以责有。陈世骧认为：“《文赋》中的某些表述，被翻译成英文时，需要另外的解释以说明其丰富的涵义。或者说，其中某些观念从文学史和哲学的角度来说很重要，需要特殊的注解。”他没有将这部分变成译文的附录或是译文下面的注脚，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第一部分中论述的思想”。在这些术语词句翻译问题的讨论中，陈世骧一方面努力突出中国文论的精神特色，比如将“情”译为“ordeal”（试炼），而不是其他常见的译法。他认为“情”有双重意义，同时指向“主观体验”和“客观观察”，就像“情”常常有“情感”（feeling）和“情境”（situation）两种译法一样。因此，陆机文中的“情”，同时指作者处理的困难的情境和作者体会的强烈的感情。陈世骧进一步指出：“有双重意义的‘情’，几乎成为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因此它是难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揭示出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即艺术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与客观混沌不分的统一体，同时具有‘再现’和‘表现’的功能。”另一方面，陈世骧又尝试将中国文论观念与西方批评理论相对照。他认为中国主客一体的艺术观念，可以在卡西尔（ErnstCassier）的《人论》中找到类似的表述。他还借用美国批评家布拉克墨尔（R。P。Blackmur）《语言作为姿势》一文，来解释《文赋》“其为物也多姿”中的“姿”。陈世骧希望在这种中西理论的对照和汇通中，找到中国古代文论观念的现代意义。[45]

陈世骧的英译《文赋》，以清人顾施祯《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中的文本为底本，并沿用顾本的做法，将《文赋》分为十二节。陈世骧为每一节都加上了小标题：第一节自“余每观才士之所作”至“具于此云尔”，题为“序论”；第二节自“伫中区以玄览”至“聊宣之乎斯文”，题为“动机”；第三节自“其始也”至“抚四海于一瞬”，题为“创作前的沉思”；第四节自“然后选义按部”至“或含毫而邈然”，题为“创作过程”；第五节自“伊兹事之可乐”至“郁云起乎翰林”，题为“写作的快乐”；第六节自“体有万殊”至“故无取乎冗长”，题为“论形式”；第七节自“其为物也多姿”至“吾亦济夫所伟”，题为“一篇文章的形成”；第八节自“或托言于短韵”至“固既雅而不艳”，题为“五种缺陷”；第九节自“若夫丰约之裁”至“亦非华说之所能精”，题为“技艺的奥秘”；第十节自“普辞条与文律”至“顾取笑乎鸣玉”，题为“文学与规律的源头”；第十一节自“若夫应感之会”至“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题为“论灵感”；第十二节题为“文学的作用”。

在1953年重刊本的导论中，陈世骧回顾此译本时说：“据我所知，拙译系最早出现的英文翻译。”他特别指出，其后出现的修中诚、方志彤的两种译文，在“精神和面貌”上，都与他自己的翻译“实不相同”。陈世骧特别重视《文赋》的形式，坚持用诗体翻译《文赋》。他说：“我把《文赋》译成韵文，因为我相信陆机在公元300年是拿它当作诗来写的，虽然……它代表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但是，唯有以诗之韵文翻译，才可能充分掌握并欣赏这篇作品的灼见、语言和理路。”陈世骧从诗人的体验来评价《文赋》，他引用雪莱诗中论柯勒律治的片段：“雪莱的片段和陆机的《文赋》都是诗，也都是评价甚高的文学批评。诗人只要愿意，总可以成为最卓越、最恰如其分的批评家，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更重要的是，陈世骧将自己身处20世纪40年代中国动**时期的切身体验也投射进了他对《文赋》的理解和翻译中。他认为，陆机身处十分黑暗的时代，而《文赋》“主张人类须释放心灵，并盈注光明，以对抗外在的黑暗”。因此，陈世骧多次引用马拉美“诗是危机状态下的语言”之说，来描述《文赋》的特质。[46]

对于陈世骧英译《文赋》在“精神和面貌”上的独特之处，陈国球教授有敏锐的观察。他指出，陈世骧的译文饱含浓烈的个人情感，他带着自己对动**时局的思考和对文学价值的信念，去体验陆机是如何在痛苦中写出《文赋》的。这是“以特有的敏感触觉去体贴或远或近的诗心，彰显文学的创作力量，其实也有借此抒发己怀之意”。所以，陈世骧“翻译《文赋》可谓别具深义”，后来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追问“他的译本是否符合‘信、达、雅’的要求”。从这种同情的理解出发，陈国球指出，陈世骧将“每自属文，尤见其情”中的“情”译为“ordeal”（试炼），将“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中的“班”译为“order”（秩序），以及对于文中“秩序”之义的反复强调，等等，都可见出陈世骧本人对于现实世界和文学理想的切肤体验。尤其是以“ordeal”（试炼）来译“情”，虽然1948年版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客观不可分割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译法，但是陈国球指出：“这是陈世骧尝试以学理来解释这个特殊的译法。”如果我们联系陈世骧当时对政治、文化和人生信念的思考，知道他也在经历一种“艰辛的历险”和“试炼”，那么，“沿用陈世骧理解陆机的逻辑，我们如能体会陈世骧的心灵，就可以明白‘试炼’之译的真意”[47]。

修中诚的英译《文赋》，附上注解文字和比较研究，被扩充为两百多页的专著，出版于1951年。该书第一章申辩《文赋》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第二章介绍陆机的时代与生平；第三章追溯了《文赋》产生之前先秦汉魏文学的发展；第四章是《文赋》全文的英译；第五章是英译注释；第六章标题为“读者与未解决的问题”，将《文赋》置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视野，比较《文赋》与浪漫主义以及古希腊诗学的异同，启发西方读者去理解陆机的文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由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兹作序。修中诚在前言中描述了赋在六朝时期的重要性，解释了他为何选择翻译《文赋》。修中诚曾于抗战时期到访中国，他对六朝赋的兴趣得到过陈寅恪的鼓励，在昆明时又接受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人的指导。1948年，他在美国与陈世骧、陈受颐讨论过《文赋》英译的问题，并接受过他们的批评意见。修中诚认为，《文赋》的主题是文学写作艺术中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所以非常值得研究。

修中诚的《文赋》英译，将《文赋》分为前言、正文、尾声三大部分。正文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伫中区以玄览”至“论达者唯旷”，修中诚加上标题“陆机论前代作家的非凡的写作技艺”，下再分为七小节；第二部分从“诗缘情而绮靡”至“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标题为“论好作品与坏作品产生的原因”，下再分为十二小节。不过，修中诚的译文颇多瑕疵。刘若愚曾指出一二，如将“夫何纷而不理”译为“where，then，isdisorderandunreason”。其实，“理”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刘若愚认为，该句应译为“whatistherethatwillinorder”。又如，修中诚将“济文武于将坠”的“文武”译为“generals”，将整句译为“Itgivesaidteneralswhenruinisimpending”。刘若愚指出，这其实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源自《论语》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所以应该译为“tosave（thetraditionsofKings）WenandWufromfallingintoruin”。另外，修中诚还在注解中将“颐情志于典坟”的“坟”解释为“richsoil”（肥沃的土地），很明显是不了解中国古代“三坟五典”之说。[48]

方志彤的英译《文赋》，发表于1951年的《哈佛亚洲学报》，因译文典雅精确，后被多种文集收录。方志彤在解释他为何翻译《文赋》时说：“这篇结构紧凑的文章，是讨论中国诗学的最清晰的论文之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只有6世纪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本更全面的著作可与之匹敌。”方志彤在前言中统计了《文赋》的字句，指出它有1658个字，131个对句。其中，105个对句为六言，17个对句为四言。[49]

方志彤将《文赋》分为十六节，并为每一节加上小标题，大部分章节起止与陈世骧相同。第一节为“序言”；第二节为“准备”；第三节为“过程”；第四节题为“词语、词语、词语”；第五节为“美德”；第六节为“多样性”，下再分为两小节，一为“诗人的目标”，二为“各种文类”；第七节为“不同方面”；第八节为“修改”；第九节为“关键的段落”；第十节为“抄袭”；第十一节为“辞藻华丽的段落”；随后的第十二节自“或托言于短韵”至“固既雅而不艳”，与陈世骧一样题为“五种缺陷”；第十三节为“变化无常”；第十四节自“普辞条与文律”至“嗟不盈于予掬”，题为“杰作”；第十五节自“患挈缾之屡空”至“顾取笑乎鸣玉”，题为“诗人的绝望”；第十六节与陈世骧一样题为“论灵感”；第十七节题为“尾声：颂词”。

方志彤的译文之后，有附录五则，分别是押韵格式、注解、术语解释、版本说明、异文。和陈世骧不同的是，方志彤没有用韵体来翻译《文赋》。在附录的押韵格式中，方志彤解释说，他将《文赋》看作文而不是诗，所以用散体来翻译。不过，方志彤依据切韵系统，并参考沈兼士的《广韵声系》和于海晏的《汉魏六朝韵谱》，详细分析了《文赋》的韵。在附录的术语解释中，方志彤选取了《文赋》的一些重要词语，说明自己的译法和翻译原则，包括文、言、辞、理、心、志、情等术语。

黄兆杰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也全文翻译了《文赋》。他说：“尽管受到沈约、刘勰以及其他人的批评，《文赋》仍然是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篇光芒四射的杰作。”虽然已有陈世骧、修中诚、方志彤等人的全译本，黄兆杰还是坚持重新翻译此文，因为他认识到“任何人试图描述中国诗学的辉煌时，《文赋》都是不可或缺的”[50]。

哈米尔的英译《文赋》，曾于1986年发表于《美国诗歌评论》[51]，并于同年出版单行本[52]，后经修订又于1991年重版，即《〈文赋〉：写作的艺术》[53]。哈米尔在导论中指出，陆机在中国文论史中的地位，相当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又说《文赋》是中国的第一本《诗艺》。在谈到《文赋》长短不一的句式时，哈米尔还说它很像金斯堡（AllenGinsberg）的《嚎叫》之类的诗，不过前者用韵，后者不用韵。可以看出，哈米尔的这个译本，读者对象不是汉学家，而是美国的一般读者以及诗歌创作者。哈米尔还进一步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解读陆机以及中国文学的特殊之处。他认为，陆机所说的“心”是一个统一体，“情感和理性在完整的人格中合而为一”，并且中国文化“不会分辨诗歌与理性之间的不同”，中国文学也“不会分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不同”，因为儒家思想类似于西方的苏格拉底传统，陆机正是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讨论艺术与文学的。对于《文赋》的翻译，哈米尔认为直译可能会让西方读者难以理解，所以他决定采用西方抒情诗的模式，按照他自己想象的“陆机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重新创造自己”时可能用的方式来翻译《文赋》。所以，哈米尔在译文中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和重组。[54]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第四章是《文赋》，他也全译了此文。宇文所安联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强调了《文赋》的特殊地位。他说：“陆机真正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并且借用来源不同的各种术语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术语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一直有着种种争议。”相比之下，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在表述上很个人化，但它主要立足于传统的文学观念。“陆机偶尔会引用传统的文学思想，但是《文赋》主要讨论了与创作过程相关的种种问题，这是以前从未被认真讨论的问题。后来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南朝，很多问题都是陆机首先提出来的。”宇文所安还特别讨论了《文赋》的文体形式。他认为，“赋”这种形式对《文赋》的主题及其独创性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惯例式排比铺陈的修辞技巧”，“本身就有一种分析说理的冲力，会迫使陆机沿着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他的主题”。宇文所安甚至认为，《文赋》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如新道家的心灵理论和理解心灵活动的宇宙论基础等，都部分来自“赋”这种文体的影响。他认为：“不讨论它的文体，就无法理解《文赋》。”因此，他总结了“赋”的四个基本结构原则：一是“论述的宏观结构经常是围绕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传统分类法——即它的组成部分或阶段——来展开”；二是“论证总是依靠二分法——即每个观点被分成一对相反的论题——和相反论题的不断推进”；三是修辞结构的概括性铺陈，即反复论说一对相反论题；四是补充性的回头说明。宇文所安指出，因为这些原则的影响，“陆机经常论述一些相对连贯的论点。一旦出现相互矛盾的因素，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它们总是被当作可以相互补充的”[55]。

康达维在1996年出版的《文选》英译第三卷中，翻译了《文赋》全文。康达维曾谈到自己英译《文选》的原则。他引用了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的话：“最笨拙的逐字翻译，比最漂亮的意译要有用一千倍。”他还引用了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H。Schafer）的警告：不应该“用现代英文的衣衫来打扮中古汉语的诗篇”。康达维说：“尽管可读性是一个极佳的理想，但要忠实地翻译古代及中古的作品，却需具备如米勒·罗伊·安德鲁（RoyAndrewMiller）所称的‘字字斟酌的语言学的勇气’。面对保存原文内容的任务，我们不应该退却，应尽量在英译中保持那些新奇的比喻和罕见的措辞。”所以，他“选择为原文做大量的注解”，称自己的翻译为“绝对的准确”加“充分的注解”。[56]在《文赋》的英译中，康达维也贯彻了这个原则。

托尼·巴恩斯通等编译的《写作的艺术：中国文学大师的教诲》一书，也有《文赋》的全译。编译者认为，《文赋》可与英国批评家蒲柏的《论批评》相媲美，它们都是用诗体写成的批评著作的典范，尤其是蒲柏的英雄双行体与陆机的骈偶句在修辞上可以互相对照。《文赋》中有很多难解之处，之前的许多译者都做了详细注解。巴恩斯通认为，这些长篇注释虽然很有价值，但是它们“分散了对诗本身的关注，每个词语都变成了一道门板，让你掉进批评与注释的层层转引中”。因此，他们决定尽量不用注解，而是“提供一个优雅流畅的文本，最重要的是，读起来就像一首英文诗”[57]。

《文赋》对构思过程的描述，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最大。其中“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句，诸家英译见表17-6。

表17-6《文赋》例句英译对比（一）

续表

为了尽量反映出原文的骈俪之美，译者都采取了分行的形式。修中诚、方志彤以原文的两句为译文的一行，陈世骧、黄兆杰、宇文所安和巴恩斯通基本上以原文的一句为一行。哈米尔则采取了更简洁更富有诗意的译法，甚至不惜拆散原文的句式，但同时也掺入了译者个人的诠释，如“innermusic”（内在的音乐）一词。从译文本身来看，在九家英译中，以康达维的译文最为精炼。以“收视反听”一句论之，修中诚、陈世骧、黄兆杰、巴恩斯通、刘若愚等人将其译为不视、不听的并列结构，方志彤、哈米尔等人将其译为停止外视、返听内心。这些不同的译法，都显示出译者对于原文的不同理解。

《文赋》还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说，诸家对于此句的英译见表17-7。

表17-7《文赋》例句英译对比（二）

续表

方志彤的译文最为简练，他用了“daintily”（优美地）和“brightly”（鲜明地）这两个副词来翻译“绮靡”和“浏亮”，言简意赅，但缺点是遮蔽了原文的丰富内涵。刘若愚则用了“如丝织品一样”（asfieredsilk）、“如清澈的水一样”（aslimpidwater）这两个比喻来翻译“绮”和“浏”，比方志彤更贴近原文。另外，巴恩斯通、陈世骧和哈米尔也用了丝织品来译述“绮靡”，和刘若愚一样充分保持了原文术语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