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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谬误与意图谬误（第1页）

（四）“影响谬误”与“意图谬误”

“影响谬误”（affectivefallacy）与“意图谬误”（iionalfallacy）是新批评理论家韦姆塞特和比尔兹利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感受”是根本无法把握的，任何试图从作者意图或者读者感受出发研究作品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只有彻底抛开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感受，才能对文本本身进行最为客观、最为纯正的研究。北美的汉学家在运用新批评理论剖析中国文学作品时，无疑注意到了这两种理论的存在和潜在影响。

林顺夫指出，新批评“意图谬误”的理论在姜夔词这里是失效的。“姜夔有关自己创作意图的表述似乎与韦姆塞特和比尔兹利提出的‘意图误置’理论相悖。”因为，“在姜夔的作品中，词与序的结合却使得诗意的表达更为充分了，从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他关于创作意图的表述，无论真实与否，都是一首词的内在结构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不能纳入‘意图误置’之列。”[55]林顺夫在否定“意图谬误”对于姜夔词解读的效用的同时，实际上还是从“意图谬误”理论的角度强调了姜夔词作本身的结构特征。因为“意图谬误”理论强调摒弃对作家外在的创作意图的考索，在理解作品的意涵时会忽略掉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的社会、历史、政治乃至作家个人因素。然而林顺夫的解释则循此做了新的补充，认为姜夔的词之所以不会产生“意图谬误”，是因为姜夔的词作完整的意义生成结构根本就没有给误读留下阐释的空间，故可以将其看作林顺夫从新批评的角度对此理论所做的一种反向肯定。

前文曾经谈及，宇文所安十分崇尚以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学和诗学文本，并力图以此找到中国古代作家的思想活体。但是，仔细阅读宇文所安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很多时候高度重视中国诗歌作品字、词的丰富含义，读出了汉诗中回响、隐喻、转喻和换喻所着力渲染的文本因素，但在大多数时候，他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的自足性，有时反而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为新批评极力摒弃的外部研究视角，即传达出一种“意图谬误”的偏向。在《初唐诗》《盛唐诗》和《晚唐诗》中，宇文所安就更加倾向于使用故事化的散文叙述和“传记式”的解读方法。这也使得宇文所安的中国诗学读解始终在三个中心之间滑动：有时他纯粹地专注于文本中心，通过文本的细读法去发现文本缝隙间那些被遗落的思想；有时他又高度自信地以作者为中心来解读文本，过度迷恋于讲述一些与作者有关的故事，甚至如研究《红楼梦》的索引派一样动辄通过诗人的传记对作者的写作意图加以揣测；有时又完全跟随自己阅读作品时的感受轨迹，高度自信地以自己为中心读解创作者的心理。如果说宇文所安对于文本中心的推重体现出其中国诗歌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逻辑性，那么宇文所安对于另外两个中心的参互使用，则使宇文所安滑向了新批评所着力避免的“意图谬误”，同时也使他对中国诗歌过于强调自我的阅读感受和情感尺度的天马行空的“个人化”解读落入了无法化解的“感受谬误”陷阱。这或许也是其对新批评方法反向理解所产生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