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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文论研究方法例说（第1页）

第十五章中国文论研究方法例说

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始于19世纪，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以英国汉学家德庇时、翟理斯为代表的一些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学者等，试图以较为系统的方式，梳理、介绍与研究中国文学及其批评思想。当然，这一时期汉学家们的梳理与研究是比较简单化的，方法论意识还十分淡薄。因为受到欧洲汉学的影响，总起来看，19世纪以来的英美汉学一直尊崇的仍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批评思想抱有某种歧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则“十分注重原始资料，所采取的方法是：熟悉语言——翻译史料——进行史料学分析——进行历史编纂学的分析——概括——总结：自发地摸索现象之间的联系把事情串连在编年的杆轴上”[1]。

这种求实的研究方法伴随美国政府为研究亚洲、研究中国、培养中国问题专家而设立哈佛燕京学社，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一直延伸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后，美国本土汉学家及一些华裔汉学家在学术思想上始趋成熟，不仅受到了新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的熔铸，而且也受到新兴的理论风气的影响，自觉地开始将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流行的理论吸收与消化入自己的学术模式之中，其中也包括对心理分析、现象学等西学方法的借鉴。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英美汉学界的一部分学者开始受到当时盛行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等思潮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借鉴新的理论观念，并将这些移入文学与文论研究，进一步推进了美国当代汉学的范式转型。后一个阶段的方法论变化，也反映在由宇文所安和孙康宜主编，并于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从该书的编纂理念中可以看到，撰者十分偏向于从“文学文化”史维度出发的研究，注重引入文化产生与接受、文化政治等理论视角，论述了口传性、版本、印刷等对文学形构的作用，并且将女性主义等文论视角安置在自己的书写系统中。这显然已经与20世纪70年代后“文本中心主义”（包括形式主义）的研究大相异趣，甚至提出了反文本中心主义的观点。

总的来说，不同时期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方面可谓各异其趣，使用的各种方法也令人耳目一新。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因为汉学家们对于中国文学与文论问题的观照不存在本土学者积重难返的身份焦虑意识，或隔层借鉴的理论“套版反应”，所以能比较自如地将对西学方法的汲用与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实证性研究结合在一起，并由此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及对旧的结论的突破。正因于此，他们的研究往往暗含或明显透露出一些比较的尺度与对比较方法的使用，甚至是在实证性较为突出的研究里，也多能从中透现出方法与理论使用的痕迹，及在汉学视域下展开的自我文化指涉。为对这些研究方法有所展示，我们特选取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在北美汉学界较为通行的若干类型加以例举式的介述，以望借此对这一区域的汉学研究特点有更深一层的认知。当然，例举性的解释绝非意味着可以以有限的例证来涵盖所有的研究面貌，而方法论的探讨也不是纯然孤立的，也常常会与问题、意义等探讨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