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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康宜的性别研究（第1页）

（三）孙康宜的性别研究

作为汉学家，孙康宜在运用性别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女性诗学思想方面独树一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不仅通过编纂《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HistoryofeseLiterature）突出和强调了女性诗人与女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希望通过考古与重新阐释文本的过程，把女性诗歌从‘边缘’的地位提升（或还原）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305]，而且通过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女性抒写群体所特有的诗学思想。她在这方面出版的主要著述有《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TheLate-Mizu-lung：CrisesofLoveandLoyalism）[306]和《耶鲁·性别与文化》等，论文有《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西方性别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创新》《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何谓“男女双性”——试论明清文人与女性诗人的关系》《走向“男女双性”的理想——女诗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末代才女的乱离诗》等，其中多引中国文论中的言述证明其持论。另外，其《六朝诗歌概论》对六朝诗歌中涉及女性文学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方面也做出了有意味的阐发。概括来说，孙康宜的女性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孙康宜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文人文化”与才女诗歌经典化之间的关系。在《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中，孙康宜特意将中国明清才女写作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写作做了比较。她发现，迥异于英国的女性抒写传统，历史上中国男性从不反对女性写作，明清时期更是对女性写作持支持的态度。这可以从当时各种批评言述中见出：“明清文人为了提拔女诗人采取的有趣策略是再三强调《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乃女子所作，以此证明孔子选诗三百特别重视女性，其目的在于‘要把原来边缘化’的女诗人提升为‘经典化的选集’（izedanthologies）。”[307]

孙康宜从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以明清“文人文化”为具体语境，从“文人文化”重才、唯情和崇尚女性（或女性化的审美观）三个文化趣味特征出发，详细地分析了才女诗歌在文学批评中被经典化的问题。她认为：“在明清时代，所谓的‘文人文化’是代表‘边缘文人’的新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对八股文和经学的厌倦以及对‘非实用价值’的偏好。”[308]同处边缘的处境，同样的生逢遭际，使“文人文化”中的文人们对薄命女持有怀才不遇的认同感。他们重情，尚才，崇尚妇才，迷恋女性文本，把编选、品评和出版女性诗词的兴趣发展成一种对理想佳人的向往。她认为，因为“文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边缘文人”的新文化，代表着游离于主流明清文人八股文之外全新的审美取向，所以这种边缘的“文人文化”对处于更加边缘的女性群体采取了一种包容甚至推崇的批评策略，直接推动了才女诗歌经典化的进程。

在“文人文化”的影响之下，仅仅三百年间（从明末到晚清），才女诗歌就从湮没无闻发展出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书写谱系，女性诗人的选集和专集多达三千余种。“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诗人方面所做的努力确实让人敬佩。他们为了促使女性作品成为‘三百不朽’的经典之作，不惜倾注大半生的精力，到处考古采辑，可谓用心良苦。”[309]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反映了明清社会变迁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走向。明清“文人文化”中呈现的大量文论言述，之所以常把女性诗奉为理想诗境的象征，重要的是对才女崇尚自然情趣和求真的态度的赞赏，常常意味着文人个人超越实利，摆脱诗坛陈腐风气的一种努力。这些文人编纂大量女性诗选来推动才女诗歌经典化，也彰显了“文人文化”群体自身的审美趣味特点。在“文人文化”批评意识的影响下，才女开始编定自己的诗词集，而且很自觉地撰写序跋，进而发展为女性自己出版专集的风潮。随着女性作品表现“自我”的声音逐渐加强，一种重才、唯情和尚趣的价值观在才女和“文人文化”中形成，才女文学写作的合法化和经典化也就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

第二，孙康宜点明了女性抒写“悲剧灵视”的独特“情观”——一种文学思想。孙康宜在《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一书中，提出了晚明“情观”之说。从文学思想史来看，从王阳明的良知说到李贽的童心说，从袁宏道的性灵说到黄宗羲的性情说，中晚明时期的思想家都突出强调人性与生命的意义，并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有集中的体现。“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会全是‘外来’的；它必有其‘内在’于传统本身的发展因素。例如，当前中国女性的情观不可能不受晚明以来情观的影响，自晚明以来，痴情不但被视为一种感性的浪漫之情，而且也成了一种新的道德力量。于是痴情的才女被描绘成文人最钟情的女性，也成为许多妇女模仿的对象。”[310]这种思想在女性的抒写方面呈现为一种将“爱凌驾于生死之上”的独特“情观”。

孙康宜认为，一方面这种“情观”实现了“才子佳人”的观念向“才子才女”观念的过渡。“美色”不再是文学作品描写的焦点，男女才学吟唱成为重心之所在。“‘歌伎的典型’要为众人接受，变成情观的象征，却得俟诸17世纪初年，概略言之，重情思想可谓歌伎文化的产物”[311]，甚至化为时代文学思潮的主导力量。到了明晚时期，闺媛也好，歌女也好，身份已经不是强调的重点，感情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和以往的历史时期不同，晚明以后，“金陵、秦淮河畔酒楼舞榭的歌伎，地位尤其重要。这些歌女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对情观的形成举足轻重”[312]。孙康宜通过对柳如是身世以及与陈子龙诗词情缘的分析，认为：“事实上，在明清之际的许多作品里，歌伎常常是爱情与政治使命的基本联系点。”[313]

“情”对中晚明人的深刻影响，“就像王尔德所说的，‘生命模仿艺术’的程度常常超过‘艺术模仿生命’的程度，‘伟大的艺术家创造出类型’之后，‘生命每每就会依样画葫芦’。我相信这种说法正是晚明男女的写照。易言之，重情之风在晚明达到沸点，主因读者取法当代说曲，而其中所写的角色类型都强调情爱，终使社会文化重新定位人类的感情”[314]。晚明的柳如是这样的女性作者，就是在以“生命模仿艺术”，透过生命的艺术化去展现自身所独有的“悲剧灵视”。孙康宜认为，这种“悲剧灵视”渗透于柳如是和陈子龙共同的诗词情缘之中。“席沃（RichardSewall）所谓‘悲剧灵视’（tragi），显然具现在陈氏的忠君诗中。对席沃来讲，行动中的个人若具有悲剧灵视，必然敢于面对‘无可换回的苦难与死亡’，也必然敢于‘和命运搏斗’。易言之，我们在卧子诗中所看到的，是苦难与高贵情操的如影随形。在他的诗中，诗人的悲剧英雄形象被重新定位：悲剧英雄主义已经转化成为美学原则。”[315]

孙康宜认为，晚明的女性抒写中并没有因为重情而简单否定政治的、道德的社会原则，而是将政治的、道德的阐说，融入她们审美的生命的富于女性气质的情感表现之中。柳如是这样的女子的“情观”，因为和陈子龙这样的政治人物相连，自然就会流露出一种有关于政治视角的“悲剧灵视”，因为“唯有在高度的抒情范畴中，诗人才能真正体验到‘自我观照’的深层静谧”。柳如是这样的女性诗人的文字背后，是一种以文字镜像高贵的生命，是“通过与美学原则经过最后的融通后才能表现出来的灵见”。

第三，孙康宜提出了女性抒写“清”的批评学思想。孙康宜认为，中国诗学中“清”的范畴“十分接近于“CamillePaglia所谓西方文化中的Apollonian与之分（即天地阴阳之分）”[316]。“清”在中国古代诗学中是与“浊”对立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阳刚”与“阴柔”互释。“清”是对人格气质和文体风格进行评定的重要诗学标准。魏晋时代，“清”成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概念，具有“清”的意涵就意味着脱离尘俗、天性自然的人格本质，意味着一个人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尊严、典雅。“清”的概念是十足阳刚或“男性化”的，唐宋以后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品评中一个最常用的准则。

孙康宜认为，伴随着女性作家作品的正面评价，女性作家的创作自觉与文人化倾向日渐明显，而“女性文人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男性文人所树立的‘清’的理想模式产生了一种认同。无论是在生活上或是艺术上，这些女诗人都流露出真率、质朴、典雅、淡泊等‘清’的特质。在写作上，她们特重自然流露与‘去雕琢’的精神”[317]。当诗学中极具“男性化”的“清”的特质被逐渐用以评价女性诗人及其作品时，人们实际上发现了女性之“清”体现出的独有的美学风格，因为女性性别本身所赋予“清”的天然内涵是任何男性作家都无法企及的。“清”这一范畴一旦被用于表现阳刚兼及女性情感本身的诗性特征，女性也自然被认为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女性成了诗性的象征”[318]。孙康宜认为，“清”的诗学对于明清诗媛的自我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文人和才女正是在“清”的诗学里才找到了最大的共识。“‘清’可谓中国古典的androgyny。”[319]

第四，孙康宜发现了女性写作的“男女双性”声音。孙康宜“把明清女诗人的空前繁荣置于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text）中做一个新的诠释”[320]。从性别理论出发，孙康宜发现了明清诗文写作中的“男女双性”“女子单性”以及文人自我女性化三种倾向。在分析明清文人重视女性诗才的原因时，她认为，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女诗人不但没有受到男性的排斥，反而得到了更多男性的鼓励及表扬，这直接促成了女诗人的“文人化”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表现及对俗世的超越，追求与男性文人相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趣味。例如，她们开始追求一种形象的儒雅化，在生活中类似柳如是这样女扮男装的“文化中的女英雄”很多。某些女诗人则刻意学习男性的诗风，显示出了以前只有男性作家才有的重才学的意味。社会生活中，女性书呆子普遍增多，许多女性开始追求用读书来诠释生命的价值。“这种写作的价值观原是十分地男性化的，现在把其和女性联接在一起，等于创造了一种风格上的‘男女双性’（androgyny）。”[321]这表现了女性在精神及心理上对于男性的文化认同意识，类似于柏拉图意义上的“超越性所指”（akindoftraalsignified）。孙康宜认为，这种女**和抒写中出现的“男女双性”风格既是美学的，也是文化的。孙康宜注意到，除了对男性的模仿和追求，中国古代的女性还发展出一种拒绝出嫁的单性化“姊妹情意”。这种“姊妹情意”的选择几乎包括了美国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所谓的“反异性恋”的因素，但中国才女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种同性恋心态，而是同性诗友间的认同感。

孙康宜的女性诗学在汉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汉学家也对此提出了许多商榷性意见。例如，柯丽德（Katheriz）就认为，在《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一书中，孙康宜将“情”和“忠”结合在一起的看法是值得推敲的。在她看来，明代“情”的意涵要比孙康宜所界定的宽泛得多，哪怕是男女之“情”也不应仅仅理解为浪漫之爱。孙康宜把陈子龙与柳如是之间的爱情诗歌称赞为“不能从道德和政治角度予以解读的爱的象征”的说法并不严谨。因为陈子龙和柳如是的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爱”的隐喻式处理。在陈子龙的作品中，“情”与“忠”是绾合在晚明名妓的生活之中的。但孙康宜对于名妓的历史性描述中只突出了其男女私情，无疑是有些简单化了。柯丽德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中西文化关注点的不同。她认为，欧美的学者在研究中国作品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风格和文本互涉问题，而处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学者则更加看重作品所表达的爱情本身。她认为这也是为什么“TheLate-Mizu-lung：CrisesofLoveandLoyalism”在台湾地区被翻译成“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的真正原因。[322]但是瑕不掩瑜，孙康宜从明中叶以来的文化和历史出发，对女性诗学问题进行的分析和讨论，不仅弥补了中国诗学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使中国古代女性主义诗学走出边缘的困境，甚或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全新理论维度。因为，在西方性别理论的观照下，重新发现思妇、弃妇、怨妇乃至寡妇的意象和抒情传统，并从“男代”和女性真实声音的对比出发，揭示一些诗作背后的真实声音，可以立体地复现诗学文本背后的文化与社会。这对诗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77页。

[2]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163页，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3]参见黄庆萱：《刘若愚〈中国文学本论〉架构方法析议》，见《与君细论文》，336～378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

[4]［美］威廉·汤普森：《刍狗——解构析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拟仿的问题》，见廖炳惠：《解构批评论集》，360～36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

[5]JamesJ。Y。Liu，Language-Paradox-PoetiesePerspeiversityPress，Vol。II，1988。

[6]［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1页。

[7]［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2页。

[8]［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5页。

[9]［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3页。

[10]［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20页。

[1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4页。

[12]［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28～29页。

[13]［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32页。

[14]［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3页。

[15]［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4页。

[16]［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36页。

[17]［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85页。

[18]［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87页。

[19]［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87页。

[20]［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87页。

[21]JamesJ。Y。Liu，“Time，SpadSelfiry”，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1，No。2，1979，pp。137-156。

[22]徐志啸：《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特点评析》，见徐中玉、郭豫适：《中国文论的两轮》，146～16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3]参见JamesJ。Y。Liu，“Time，SpadSelfiry”，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