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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语言与宾白（第1页）

（二）人物、语言与宾白

《李渔》一书指出，西方戏剧通过行为和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中国戏曲侧重于音乐，并通过语言刻画人物，李渔在此领域贡献颇大。[17]为此，该书引李渔之言而证实之。首先，李渔认为言为心声，作者必须谨慎地选择语言：“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辟之思。”[18]因“专为登场”的缘故，语言一定要朴实，通俗易懂。如果观众不能理解，就是失败之作。“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19]在诸多易犯的错误中，李渔认为“填塞”为甚：“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书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在以免思索。而总此三病与致病之由之帮，则在一语。一语维何？曰：‘从未经人道破’。一经道破，则俗语云‘说破不值半文钱’，再犯此病者鲜矣。”[20]李渔感叹其所处时代剧作的书本气太浓，因此对元曲的简洁明了非常推崇。他说：“元人非不读书，而所制之曲，绝无一毫书本气，以其有书而不用，非当用而无书也；后人之曲，则满纸皆书矣。元人非学深心，而所填之词，皆觉过于浅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浅，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后人之词则心口皆深矣。”[21]

李渔的剧作中既有“曲”，也有大量宾白。尽管宾白对剧作的影响很大，但在李渔的时代，这一项写作的质量却非常低。更糟的是，许多宾白是由音乐家而非剧作家撰写的。针对此种情况，李渔说：“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常有《白雪》《阳春》其调，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窃怪之。”[22]为纠此偏，李渔说：“尝谓曲之有白，就文论之，则犹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论之，则如栋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论之，则如肢体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相轻，且觉稍有不称，即因此贱彼，竟作无用观者。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但使笔酣墨饱，其势自能相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