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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第3页）

我们到讲习所以后，首先去值星室报到，萧楚女听说我们来了，就从里间走出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傍晚的时候，值星室的同志来找我们，说所长请我们去。……

我们赶紧出了宿舍往前走，这时毛泽东已经迎在门口，我紧走了几步，上前握住他的手。因为很激动，连他向我们问候的话，我都没有听清楚。毛泽东领我们进了东耳房，让我们坐下，亲自给我们倒水，并且拿出香烟来，问我们会不会吸，我们都说不会。他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后的木圈椅上。

这间房子，是很狭小的，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套办公桌椅以外，还有一对湖南方形竹篓和一个小平橱，别无他物。毛泽东就是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工作的。

他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时，我对民族问题认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当毛泽东问起我们那里的情况时，我就说：“我们那里的蒙汉关系不大好，汉族压迫蒙古族很厉害。”接着我们又把军阀欺压老百姓的种种情况，以及土匪很多、生活不安定、灾情严重、穷人活不下去、饿死的、逃荒的和卖儿卖女的情形告诉了他。

毛泽东听了以后，慢慢地从椅背上抬起身子，很沉痛地说：“是啊！我们人民的生活很苦。你们到这里来，主要就是学习人民为什么不能安然生活的道理，再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过好生活。我们人民不仅有地方军阀压迫，还有洋鬼子在后面支持军阀，叫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渔人得利。我们以后就一课一课地讲清楚。”他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又亲切地说，“要使各民族人民都解放，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汉人蒙古人。其实，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你们蒙古族，也一样欺压汉族；你们蒙古族的王公也同样不仅压迫、剥削汉族，也压迫、剥削你们蒙古族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跟蒙古族的王公们有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的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古族人民要解放，就一定要跟汉族的穷苦农牧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他们。”说到这儿，他探着身子问我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听不懂？”我们说：“听得懂，就是广东的本地话听不懂。”他又笑着对我们说：“这里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回去好向群众宣传。”

……

大家闷了多少年的问题，忽然豁然开朗了。

毛泽东给我们上课的情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照顾大家，有时就在院子里上课。大成殿前面的庭院，满铺的是茸茸绿草，当中一条通大成门的砖甬路，两边长着一些树木，特别有几棵很高大的木棉树，把整个院子都遮得阴凉凉的。同学们就散坐在地上。在大成殿的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他那时还很清瘦，身材高高的，留着中分头，经常穿着一身竹布大褂和布鞋。他讲课慢慢的，一句一句，声音并不高，但即使坐最后边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能引导同志们联系实际。记得他给我们讲阶级分析的时候，谈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后，指出：农民在我们中国人口中的人数最多，他们是我们革命最广大、最可靠的朋友，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反对我们的敌人。他进一步分析说：农民中也有好几种农民，有一部分是有余粮剩米的；有一部分是大体上可以自给的；有的需要租别人的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经营小商，以资弥补。这一部分人每到春夏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得高利向别人借贷，重价向别人粜粮维持生活；还有一部分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讲到这里，他问我们：“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样？”我站起来说：“……我们家乡流传这么一首歌：‘借一斗还斗半，八斗九年三十石；簸箕簸扇子扇，二十五年整一万；小斗出大斗盘，升升合合还不算。’只要借上债，就再也还不清了。还有的就是专靠当长工生活，受剥削很厉害。我们那里有个村叫毛岱，全村几乎都是在外面当长工的，他们有两句话：‘算盘子一响捆铺盖，两眼流泪回毛岱。’干一年活儿，结果啥也剩不下。”毛泽东说：“对，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是很厉害的。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才最有革命性，他们要求吃饱穿暖，参加革命很坚决，他们才是我们革命的真正朋友，革命就应该团结、依靠他们。”接着，毛泽东又给我们仔细地讲了富、中、贫、雇农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懂得了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23〕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还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该所常务委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创办的。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

对这段历史情况，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有详细的回忆：

1926年12月下旬，我从印尼回国。事先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决定回国。回国后，即到长沙清水塘去见毛泽东。记得当时毛泽东一见到我，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回来了，好，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了工作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并交谈了国内情况和海外情况。毛泽东说：我过几天将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去做农村考察。毛泽东问我住在哪里。当时我住在一位医院朋友的家里，并常到我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家去。王老在长沙办了一所中学，约我去教书，并已决定让我去教语文兼训育主任。当然我是很高兴在王老领导下工作的。但那时正放寒假，尚未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毛泽东从武汉拍来的一封电报，叫我立即去武汉。我拿着电报去找王老商量。王老说：“你还是去武汉吧，润之那里需要你，我这里可以另请人。”我到武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告诉我说：广州农民讲习所停办以后，现在武汉创办了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请你来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工作是接洽教师和编排课表。其实教员多半是毛泽东事先亲自约定好了，叫我去和约定好了的教师商谈，确定讲课日期、科目，把编排的课表送去。因此，我每天都要和毛泽东商量一两次。

武汉农民讲习所在筹备期间，最初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名额450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各150人；经费由这三个省分担。后来，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其他各省的要求，又加以扩充，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专职教员少，只有恽代英、张太雷、李达、李汉俊、邓初民等人，大多数教员是临时约请的，因此，每周要变动三五次课表。除上述三处外，另设军事教育委员会。军事教育是主要课，每天要出操演习三四个小时，军事教官多是黄埔军校来的。学生都发军衣和真枪。另外，有一个特别班，学员多是河南等省来的，有100多人。

学员刘征回忆说：

1927年2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风和日暖，春光明媚，农讲所通知我们去进行口试。开始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前几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笔试。我虽然写了六七张纸，但能否录取，心中并没有底。按考试程序，笔试后还要进行口试，并听说农讲所的领导人要亲自主持口试。我正担心：像我们这样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青年，读的书不多，又没有见过大场面，能够考取吗？当我们进入考场坐下之后，毛泽东来了，他身穿长衫，健步走到讲台后面坐下，和蔼可亲地环顾了大家之后，亲自一个一个地叫名字，一份一份地批阅试卷。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到讲台前端端正正地站着。毛泽东面带笑容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答：直隶省（河北省）玉田县人。

毛泽东又问：你家有多少田？

我答：没有地，我家是佃农。

毛泽东还问：你原来干什么？你们那里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我答：我是师范讲习所毕业，是小学教员。我们那里农民运动正在兴起，迫切需要农运干部，另外，还有些农运的道理搞不清楚。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和组织介绍，亲笔在我的试卷上画了一个“C”字（共产党员的代号）。最后，毛泽东亲切地对我说：好，就这样吧。过了一两天，我们去看榜，一瞧，我的名字是第15名，我们直隶省来的十人都录取了。

农讲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始上课，4月4日才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共800多名，来自全国各省，湖南、湖北、江西最多。从学生的成分看，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保证了学生的政治质量，符合培养农运骨干的要求。

毛泽东亲自主持全所工作，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创办农讲所的目的，是培养“领导农村革命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还亲自选聘教职员。在教职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夏明翰等党的干部，都担任了农讲所的职务。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彭湃以及全国农协执行委员方志敏等也到农讲所讲过课。这样，农讲所就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当时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投降与反投降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而这场斗争反映在对待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态度方面。面对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广大革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同声赞好。而中层以上社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却恶毒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在蒋介石的后面嗥叫。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种议论，在农讲所的学生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多数学生对“糟得很”的滥调非常气愤，但也有部分学生认识模糊。为了痛斥敌人的无耻污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在春末夏初，毛泽东亲自给我们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课的那天，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很早就到了教室。毛泽东手拿讲稿，英姿焕发地登上讲台。首先，他启发式地问大家：“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得很！”

毛泽东接着又问：“为什么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便从他考察的大量事实，慷慨激昂地说：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讲到“好得很”三个字时，毛泽东的声音拖得很长，提得很高，对农民革命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一个个都全神贯注地聆听和记录着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还讲了农民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打滚，衡山白果的女子一屁股坐在祠堂里吃酒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奇事，热情地赞扬农民运动，讲得生动形象，风趣幽默，讲堂里不时腾起一阵阵掌声。

接着，毛泽东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农民运动“过分”的谬论，用简明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他说：一根弯竹子，要想把它弄直，总要几次扼过头，才能使它变直。毛泽东挥动巨手说：“‘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他教导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到乡间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原来认识模糊的同学，心胸也豁然开朗了，他们说：“毛泽东的报告，使我们的头脑开了窍。”在学习期间，毛泽东还给我们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导我们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

“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是我们农讲所学生的战斗口号。经历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了毕业典礼。每个学生发有一枚铜质五角星证章，在证章上嵌有“农村革命”金光闪闪的四个字，标志着农讲所正确的革命方向。我在农讲所毕业之后，党组织分配我回冀东搞农运工作。〔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