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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第2页）

当时有人认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否定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驳斥道：“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分布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21〕

曾在第六届农讲所当过学员的王首道回忆说：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9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到来，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的消息，像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湖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当时，我们一些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城里开办平民夜校，到乡间演文明戏，化装讲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那时，我们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进行更多的革命工作啊！1926年3月，湖南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35位进步青年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学习。我内心无比激动，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从长沙经武汉、上海前往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来到了培养干部的革命摇篮。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3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4月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兼任。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农讲所亲自向我们做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我还深深地记得，毛泽东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祀祖祀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他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五十多年来（1870—1925）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

讲到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至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40%～70%交给地主）、重息（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36%～100%）、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费……）等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和实际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做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是一门基本功。

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科学论断，是指导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指南。

在农讲所，毛泽东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时，毛泽东反复教导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80%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农民这一支大军。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这是多么深刻，多么透彻的分析啊！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闲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占农村大多数，是穷人，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做过农运的年轻人，思想豁然开朗，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五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记得1926年夏的一天，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毛泽东的亲临指导，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

毛泽东将全体学员按20个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的地位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次，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毛泽东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做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做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在那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观，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对我们的生活也做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毛泽东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

毛泽东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他有甘当小学生的谦虚态度，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毛泽东的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书报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砚台之类。就在这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22〕

高布泽博是蒙古族人。他回忆起初到第六届农讲所时发生的一段往事：

1926年的初夏，我离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坐船经上海回到北京，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了情况之后，就住下休息。过了几天，赵世炎忽然来找我，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了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十几位蒙古族同志要去学习，让我去送他们。他最后对我说：“你若是想留在那里学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