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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第1页）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926年12月左右，毛泽东来到武汉，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设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不久，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也来到了武汉。1927年4月4日，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岸龙在武汉出生。可惜的是，岸龙只活到4岁，1931年初夏因病在上海广慈医院去世。

毛泽东一家在武汉时，陈玉英在他家做保姆。她回忆说：

1926年12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小孩，岸英只有4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在房里看书，开慧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人做了10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泽东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毛泽东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当时，开慧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泽东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也一起参加。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到武昌去了。10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泽东还到车站来接我们。我们就来到了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开慧同志带岸龙睡在前面房里，我和杨老太太、岸英、岸青睡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四十一号住过很多革命同志，有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毛泽东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不停，经常很晚才回家。但就是这样忙，毛泽东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说：搞农民运动，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和地主阶级做斗争，推翻反动派的统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农民才能翻身。我们的工作不要怕麻烦，干革命就不要怕苦，不要怕死。这些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

那时，毛泽东经常写材料到深夜。我总是看见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很晚还亮着。一些革命同志也工作到很晚。毛泽东对他们很关心，有时叫我去买包子、面条之类的普通点心回来。毛泽东还很关心地叫我也吃一份。晚上，我见毛泽东和开慧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就悄悄地伴在他们旁边给小孩缝补衣服，做点针线活。可是，毛泽东和开慧总是催促我早些去睡，关切地对我说：“孙嫂（我婆家姓孙），你先去睡吧，白天累了一天都没有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做事，身体不是铁打的，要爱护呵！”我听了他们这些亲切的话语，只得先去睡了。但他们房里的灯光，却久久地还亮着。毛泽东和开慧为了革命，常常是通宵熬夜啊！

毛泽东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出去上课他一般是穿白衬衣。有一天，我看见毛泽东的衬衣脏了，就拿去洗了。正巧毛泽东那天要去上课，就对开慧说：“我今天没衣穿了。”开慧马上说：“你的衣脏了，孙嫂给你洗了，我去给你借一件来。”毛泽东说：“不用借，还是穿长袍子算了。”我当时很不安，但毛泽东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开慧和毛泽东一样衣着简单，没有多余的衣服。但他俩对劳动人民却十分关怀，在武昌居住时，毛泽东和她一起找其他革命同志凑了20块钱送给一个贫苦老太婆安葬了儿子。一次我失手打破了一个热水瓶，开慧还一个劲地宽慰我。

毛泽东讲话轻言细语，待人体贴入微。刚到武昌不久，有次我在街上走错了路，因我不识字，又是宁乡口音，费了好大劲才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很细心地用毛笔在一块白布条子上面写着“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对我说：“发个符号给你，以后上街把这个布条子放在口袋里，如果走错了路，拿出来问过路的人，别人就会告诉你怎么走的。”毛泽东和杨开慧对我还很信任，他们拿钱叫我去买东西时，从不要我算细账，而我呢，因为是苦水里泡大的，用钱也比较精打细算。有次，我听到毛泽东对开慧说：“孙嫂真是你的好当家人，很把细。”开慧对毛泽东说：“孙嫂人忠厚老实，我信得过她。”

1927年4月4日，开慧去医院生小孩，是我陪她一道去的。第4天，毛泽东到医院来探望。他亲切地对开慧说：“开慧，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开慧诚恳地对毛泽东说：“这不要紧的，你在工作。我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孙嫂在这里，对我照顾很好，你放心好了。”我抱着出世4天的岸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毛毛，很喜欢很疼爱地看着，风趣地说：“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我和开慧都笑了起来。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到医院来接了开慧、岸龙和我一起回家了。

毛泽东很关心开慧，开慧也很体贴毛泽东。有时毛泽东在外面开会，开慧就叫我把饭菜热在灶上，以免冷了。有时有点好些的菜，她自己不吃，留着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工作时如果孩子在旁边吵闹，开慧就哄开他们，让毛泽东安静地工作。

在武昌住了4个多月，到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捉革命同志。记得有一天，毛泽东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差点儿被人抓去了。我在汉口街上走，碰着两个人从我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朝我指的方向追去了。”毛泽东就这样机智地斗过了敌人，从从容容地回到了家里。

毛泽东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决定离开武汉，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他和开慧给长沙东乡板仓杨秀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杨秀生找到武昌来接我们，接了岸青和我及11件行李，先回板仓。10天后毛泽东和开慧、杨老太太、岸英、岸龙也回板仓了。毛泽东很快就走了，去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25〕

张琼回忆说：

我和开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长沙望麓园。那是1927年初的一天，当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考察农民运动。我到望麓园看他们的时候，开慧姐正在怀孕，她还是整天忙来忙去，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人瘦多了。我看了很心疼。但开慧姐精神显得很好，十分乐观。这时，她正在忙于将毛泽东从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调查得来的材料，加以选择、综合和整理。后来，毛泽东就根据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夸奖开慧姐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谁知这一次与开慧姐的见面，竟成了我们终生的永诀！〔26〕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同陈独秀等发生意见分歧。这使他下决心要到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旋即离开广州，乘船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杨开慧、毛岸英随同前往。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结尾所附说明有这么一段记载：“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11月中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7人〔27〕合作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以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28〕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方志敏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时，AB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29〕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便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并指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民运动。”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30〕

为实现这一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亲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拟在武昌合办农讲所。〔31〕林伯渠当时正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江西南昌。他在日记中记录：11月26日，“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点”。27日“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六时郭沫若召饮”。〔32〕

12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形势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吴庭康（维经斯基）、鲍罗廷的支持。据李维汉回忆：他当时以中央委员和湖南区委书记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陈独秀说：“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是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他回湘指导。电文说：“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本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敬祝旅祺！”

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1926年冬，湖南农运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的推动下，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省，进入了革命时期。据这年11月统计，全省5县中，有55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计1367727人。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已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

为深入农民革命，制定斗争策略，湖南省农民协会与湖南省总工会于12月1日至28日召开第一次工人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于大会开幕后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

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后，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并发出通告：“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33〕在欢迎大会上，除参加大会的300多名代表外，旁听者尤为踊跃，座无虚席。大会主席刘惊涛介绍说：今日下午我们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我们非常欢喜。随即，毛泽东演说。〔34〕

毛泽东的演说要点，刊登在1926年12月22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上：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0000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譬如是一座三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说毕已至4时，主席宣告休息5分钟。卜礼慈先生已到，即由先生继续报告。

关于会议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