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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第2页）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了很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侃侃而谈，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解决了心中的疑团，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时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曾参加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共同“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35〕

12月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做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他严厉驳斥“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做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他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做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代表们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36〕使代表们进一步认识了同军阀、土豪劣绅做斗争的艰巨性。

工农代表大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邀请毛泽东“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37〕毛泽东鼓励共产党员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38〕

关于这次大会后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里有详细的叙述：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下乡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考察，并议定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做好考察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示解决民食问题的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决议案。〔39〕根据这一通告，毛泽东每到一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都派人陪同视察，并做了详细汇报。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人等人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行经的路线是：1月4日乘船到湘潭县城，5日达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县大坪。11日至湘乡县城，14日至横铺萧家冲，15日至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20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27日赴醴陵县城，31日至礼陵东富寺，2月1日（正月初一）上午回县城，下午至龙凤庵，2日至渌口，3日返回长沙。5日到长沙东乡板仓。〔40〕在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做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二县调查后，“又在区委做了一次报告”。〔41〕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还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了解农民禁烟、禁赌情况；到中共长沙县地方执行委员会解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内容。〔42〕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他在衡山曾找在县监狱当过职员、时任县农协秘书的谭汉卿调查旧监狱的腐败情况。他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农民请教，按事先列出的提纲并灵活掌握，口问手记，展开同志式的讨论。他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观察农运实情，及时解决农运中的问题。他在湘潭县银田寺的调查会上，听到宁乡高露乡农民揭发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便立即插问：什么“二民主义”？农民回答：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争取平粜米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县监狱，就是不要“民生主义”。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并对坐在一旁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运的错误。继之，银田寺乡农协负责人汇报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张的大冤案。汤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其任内，杀了50余人。当时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运，农民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法办。毛泽东赞同大家的意见，指示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汤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在毛泽东支持下，宁乡高露乡争取平粜米、银田寺人民镇压土豪汤峻岩的斗争均获胜利。

毛泽东考察各地，针对农民的要求和农运中的问题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概括起来有：

一、鼓励农民解放思想，自己解放自己。他在韶山特别区第三四乡农协欢迎会上说：民国十四年开展农运以前，人家说我们八字不好，现在农运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光景，我们忽然走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个巧得很！如果不要农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绅吗？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呢？信神呀，还是相信农民协会呢？只有靠农会，靠团结，靠斗争。

二、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他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驳斥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批判“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谬言。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的事实，驳斥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责难。他在衡山白果座谈时，表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且鼓励岳北农运干部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其他各“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农会会员成分，贫农占90%，他听了高兴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湘乡、衡山的县知事打击贫农、关押基层农协干部是错误的。指出农运必须经过组织时期、革命时期、建设乡村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革命时期，始能达到建立乡村联合战线时期。

三、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倒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乡村联合战线的自治机关，即委员制的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乡村民主政权。毛泽东考察期间，湘中地区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土豪劣绅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煽动团防残杀农民。湘乡县一个土豪劣绅逃到长沙，说什么“乡里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一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有些土豪则伪装开明，企图躲过风险，等待时机。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大土豪易萃轩，原是“乡里王”，农会起来后，他见农协干部就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了“革故鼎新”的金匾，并把儿子送到何键部。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反复教育干部，无论是气焰嚣张、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表面老实的，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的后面还有帝国主义、军阀。农民要坐稳江山，就要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他在湘乡县考察时，指示县农协迅速夺取团防局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常备队，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你们培养。不久，省农协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到湘乡，帮助培训农民自卫军。

四、农民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减租、减息、阻禁、平粜，都是农民要求土地的表现。毛泽东指出，当前阻止谷米出境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当前要引导农民极力做好政治斗争，集中精力破坏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并随即开展经济斗争，减租、减息、减押，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五、要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扩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湖南农民的革命情绪，尤其是贫农“简直很迫切地要进行另一个革命”，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43〕更不消说”。他每到一地，都接见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建议他们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统一战线。他指出，湖南在6个月内共产党员由现在6000人应发展到2万人，凡有农民协会会员2万人以上的县均须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要在农民中，尤其在贫农中大力发展国民党员。湖南现有国民党员8万，其中农民党员仅14000余，与农运发展很不相称，农村中的各种冲突，都必须用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用共产党的旗号。这样做，有益于巩固农村统一战线。

毛泽东考察后，中共湖南区委制订了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发出了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和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农民协会也先后发出训令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农运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关于湘区1月份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说：“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建立之政治。”〔44〕3月间，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做《湖南农民运动现状》的报告，特别声明“我们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调查湖南各地的农民问题的报告”讲的。〔45〕省农协还发出了“第642号训令”，果断地停止和批判了打击贫农的“洗会运动”，规定不得打击失业农民，“区乡协会，失业农民可当选为执委”，“罚款游团等事，如豪劣罪有应得，不得强抑”，“各地土豪劣绅如向农民进攻，须决绝地对他们施以打击”。毛泽东的考察，推动湖南农民运动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区政权，农民自动分配土地的新阶段。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16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说明三四月内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给党中央。接着，毛泽东便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期首次刊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章，第二章一、二节；第38、39期连载了第二章第三节。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191期发表了第一章，第二章一、二节。《湖南民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均先后连载。4月，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他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是该杂志反映中国人自己观点的第一篇论文。上世纪40年代，该文被编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和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或选集。1951年10月，该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在各次出版时，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

《战士》周报第38期连载完此文第二章第一、二节后，文末没有“未完待续”字样；《向导》周报转载其内容及情况全同，但加有“2月16日长沙通信”的附题。毛泽东2月16日在给中央报告中说：“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由此可见，该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前两节即是他所写的“详细情形”，而《战士》周报刊载的第二章第三节，则是稍后加写的内容。它既可作为全文的一节，也可独立成章。在《湖南农民革命（一）》单行本中，则将它改为第三章，并对“农民与农民协会”所做24件大事，在文字上有不少改动。特别对第九件大事中提到的“中国的剪刀差问题”，在提法上有所改动，并回避了这一名词。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说：“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其所指很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在单行本的基础上，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做了修改，并在各章节中进行了不少删节和改动。

此外，还必须提出的是，《战士》版本和单行本在叙述“经济上打击地主”一节中，两处都有“还待后面再说”“详细当待后段论列”这类字句，特别是《战士》周报第39期文末还有“第三节完，全篇未完”字样，可知毛泽东当时拟续写，但从未见刊出。〔46〕

注释

〔1〕见1926年12月1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会刊》第11期。——原注

〔2〕民校，指国民党。——原注

〔3〕国校，指国民党。——原注

〔4〕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40—245页。

〔5〕张琼的回忆，载1977年10月5日《文汇报》。

〔6〕《农民部工作报告》，转引《大革命时期广东工农青妇运动参考资料》，广东党史研究会编。——原注

〔7〕罗明回忆（1974年7月9日）。——原注

〔8〕见1926年3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原注

〔9〕《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载《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原注

〔10〕《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记录》，载于1926年3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原注

〔11〕见1926年11月《中国农民》第9期《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原注

〔12〕《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见1926年11月《中国农民》第9期。——原注

〔13〕王首道：《革命的摇篮》。——原注

〔14〕指广东省农协会员数字。——原注